99年前的今天，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在花轿中自杀引发社会大讨论。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指出：“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

1919年11月15日，长沙满城都在传说一件奇事：一位新嫁娘，昨天出嫁路上，用剃刀自刎于花轿之中。何解呢？众说纷纭。能识字的人，自然最关注当日的报纸。

毛泽东

旗帜鲜明、一锤定音，而且奠定了日后“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的基调。文章作者署名正是“泽东”。自此《大公报》“研究”一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基本是沿着毛泽东文章定下的调子向前推进，代表意见如一篇名为《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杂感》所说：“似这一类的婚姻，不是要把女儿送上断头台，便是把女儿推入黑暗地狱，已经执行死刑的不消说了，我们要替已入或将入黑狱里的无量数囚徒想个超拔的方法。”

与其说是“讨论”，倒不如说是众口一词，借赵五贞自杀事件来讨伐旧婚姻制度、旧家庭伦理。有趣的是，新闻版面上，记者还在努力调查赵五贞自杀的真正原因，采访各色人等，记录各种说法；讨论版上，则已是将赵五贞“反抗旧式婚姻”作为前提，大肆谈论旧式婚姻对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的妨害，呼吁大众起来铲除这些可恶的制度。

11月18日，轰轰烈烈的讨论开展后的第三天，《大公报》的新闻版上又送来了一则看上去挺顺手的材料。新闻名为《又一婚姻奇案》，说的是南门外常婆婆家的女儿，曾被许配给一名人力车夫，后来母亲嫌其家贫有意悔亲，女儿遂背着母亲跑到车夫家私行婚礼。这立刻被新文化提倡者作为“又一个赵五贞”（虽然赵五贞是否因为父母悔婚自杀，还没有坐实）。

新文化提倡者对赵五贞的肯定，主要在于她有“自由意志”，因此“有人格”。毛泽东在当日发表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里指出：“赵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的父母能够尊崇他容许他……但在他二十一年最后的一瞬间，他的人格忽然现在来了。呜呼，呜呼！不自由，无宁死……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

同样，常婆婆的女儿也拥有类似的“自由意志”与“人格”，论者称常女士“能把智力保障她的自由意志，自然要算有人格的了”。而且，常女士比赵女士或许还高上一筹：“赵女士是消极的，常女士是积极的，消极是无作为，积极是有作为，所以常女士得了个顶完美的结果，赵女士得了个顶惨痛的结果。”（《赵常两女士的人格》）

这些煌煌高论，自然都基于当日的新闻报道，可是，论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报道中常女士的一段自述：“又据新妇供称：我母亲意欲将我改配吴姓，我想已经许配左姓，理应从一而终，故随同嫂子自来左宅云。”从这段话看来，常女士与人力车夫有否自由恋爱不得而知，但她为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辩护，仍然是“从一而终”的传统“贞女”信条。这至少说明，从赵五贞到常女士，她们的行为是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而新文化的提倡者们，不管事实如何，立即选择了最有利自身理念推行的一种解释：她们的反抗，体现的是妇女的“自由意志”与“人格”，象征着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

“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随着事件细节不断曝光，尤其是赵父专访的刊出，新文化阵营中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赵五贞真的是一位新女性吗？“到底他是不是积极主张‘自由恋爱’的人？”“到底他有不有可以免得自杀的机会？”

有批评者指出，赵五贞“生平喜欢看一些‘韩湘子化斋’一类的书，终身持斋不肉食，这话如果确实，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由旧式社会养出的人，新近的解放学说，梦也不曾梦到”（《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感想》）。殷柏《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批评》据此断言赵五贞“平日不能自加，实行他自己的主张，甘听命于父母，屈服于环境……我就终不会承认他是真正的‘殉爱’，不过被压死于那最古式不自然的‘贞节’的牌子的下面罢了”。这倒与试图将赵五贞命名为“贞女”的保守者想法不谋而合。

批评者并非在妇女解放观念上与毛泽东等人有所分歧，他们只是认为，赵五贞迷信、读旧书、平日性格柔顺，根本称不上一个典型的五四新女性，将她作为湖南妇女解放的旗帜，未免太不相称。

然而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环境决定论”者并不打算仔细考量赵五贞的个性与经历，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有着相当的社会影响，可以将妇女解放的理念传播到湖南各地，足矣。赵五贞传奇性的自刎死亡，缘于对一桩婚姻的反抗，这些传媒宣传需要的元素已经足够，谁还在乎她平日读什么书，吃不吃斋？

无独有偶，11月25日，远在北京的胡适写出了《李超传》，11月30日，李超女士追悼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蔡元培亲书“不可夺志”四个大字。李超的身世，诚然不幸，她对家庭环境的不满，也属确实，但她的生活细节与心路历程，也相当模糊，但李超，成为1919年一个女性解放的符号，在五四狂潮中被抬到了中国女性代表人物的高度。胡适在《李超传》中总结道：

因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李超的事迹传到湖南，立刻被新文化阵营用来与赵五贞相提并论：“近来湖南自杀了一个赵女士，北京气死了一个李女士……乃是为着自身，为着自己的人格，做一个觉悟上的解脱！”李超的符号意义定型了，赵五贞的符号意义也定型了：她们都是“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从此，这个定论就进入了“不断重复”的过程。1920年1月《长沙》周刊上刊出《多注重些实际》，又有了新的符号人物加入：“赵五贞女士杀了！李超女士忧愤而死了！杨纯英女士的家庭，黑暗到极处了！（见《晨报》）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救出那些沉沦苦海像赵、李、杨三位的女同胞，是几篇叹息—究研的文字，所能做到的吗？”“妇女解放”的人物谱系在扩大，赵五贞俨然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妇女解放先驱。

符号定型之后，赵五贞的一切，包括心理动因，都经过了重新书写——当然不是直接地去推翻新闻报道，而是采用更加文学化的方法来进行“隐形书写”。1920的长沙文学刊物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乡里老人》的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乡里老人的女儿，因为到省城亲戚家做客，“时值甚么赵女自刎，被他听入耳根，回到家中，屡将此事禀母”，希望借赵五贞的事迹，说服父母废除自己的包办婚姻。赵五贞在小说中已经体现出符号的榜样作用。而另一篇小说《新娘》中，虽然没有出现赵五贞的名字，描写新娘出嫁前的痛苦心理，却无异于为赵五贞的自杀加了一个心理上的注解，或者说，代赵五贞写了一篇自述：

但是玉姑娘心里想，我若违反礼教，礼教不过处我一个死刑。我若顺从礼教，倒是我自己判定一个永世的——无期徒刑。

随着新文化影响的扩大与主流地位的确立，赵五贞作为湖南女性解放的重要人物被写入历史，而定调者的身份日益显赫，也让赵五贞的名字传播得更广，更为人知。26岁的毛泽东为推广新文化而策划的这场大讨论，让赵五贞误打误撞地成为了妇女解放的“英雄”。（文：凌云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