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这一说法，颠覆了1998年后的小区“主流”。1998年福利分房改革之后，商品房成为住房主力军，封闭小区风靡全中国。此番城市规划思路“大变脸”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逻辑？

总的来说，这项措施想要实现的就是——

“窄马路、密路网！”

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人说，临街面多了，咖啡馆、餐馆、茶室、书店……以后，城市的形态、生活将有变化；

有人担心，封闭小区不封闭了会变得不安全，“街区制”下的公共安全是个关键难题；有人会觉得原本只供小区内业主使用的资源，会暴露于大众之下，“街区制”下的资源权益面临着以法治思维进行再定义、再分配；有人觉得“凭什么先让我的小区拆墙，你政府先拆墙，带个头呗”......

围绕“街区制”的社会公平心理诉求，呈现复杂局面。小编想问问，你是什么态度呢？

“不再建封闭小区”到底是在追求什么？不妨先从北京的堵车讲起。

北京为什么这么堵车？原因之一，是北京城区的大院、小区比较多。每一个封闭式的大院或小区，就是城市道路网络上的一团“障碍物”，本来可以顺畅直行的道路，不得不绕“区”而行，细密的街道纹理就此被中断、打碎。而形成各个“院内”、“小区内”道路的相对闲置，降低了有限道路资源的使用效率。

尝试着减少封闭空间，不仅是为了交通顺畅，也是为了让市民生活更便利。国内很多城市里都建起过一些宽敞、笔直的大道。一开始市民都觉得好看，很快，又开始“吐槽”。生活在这类大道两边的居民们发现，这里缺少树荫，缺少公厕，缺少小卖点，缺少人行过街地道或天桥。总之，足够好看，却不够好用，让人觉得“不方便”！中国的城市，经常过分追求视角好看，而忽略其“好用”与“方便”。

“不再建封闭小区”，实行“街区制”，无论从交通考虑，还是生活便利考虑，都是为了让城市“更亲人、更方便”。在街区式的城市地区，主干道、次干道、普通街道和楼群间的小路，就像一个人的主干血管、次主要血管和毛细血管，从多个层次，输送人流车流。

在“街区制”下，街区单元会被规划控制在合理规模，“临街”的建筑物增多使得服务业新增不少空间，有利于增加解决就业的机会；公园、花园、绿地等资源的公共开放性更强；市民生活必需的超市、小店、报刊亭、公厕等，可更方便地触及；基层政府机关、社会保障机构、医疗教育机构等，也谈不上什么“门难进”，因为，没有门了，处处是门了。

“街区制”出现在中央文件里是新鲜事。但是在全球各地，甚至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城市，并不陌生。这些年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不妨回想，以“方便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大多选择街区制。国内诸如成都、宜宾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已经尝试了“街区制”，并且品到了甜头。

△ 成都南三环一开放式小区

当然，评说一个新事物，不能只说它的好处。不必片面、极端地理解中央文件里关于“不再建封闭小区”之说。必须看到——

• 首先，即便在街区制广为流行的欧美城市里，其部分重要国家机关、核心公共设施也是有围墙的，并非机械地反对一切围墙和大门。

• 其次，“原则上”和“新建”，界定了“街区制”从哪里起步，且并非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式地起步。

• 第三，“街区制”下，社区安全的防火墙，一般是以各楼宇自身防护为主，辅之以打通围墙隔膜后更便利的公共防控。在后两者有能力做好的城市，不妨较早探索“街区制”。

喜欢弄个大院子、关起门来过日子，这是农业文明下的思维。现代城市之所以现代，就是习惯在开放中寻求便利、保护隐私。中央的文件出来了，怎么落实？这里有几个建议——

首先，除了重要的党政军, 队机关外，很多基层的政府大院，不妨先去掉围墙，让自己“更亲民”。国内已有很多地方的党委政府大院拆掉了围墙，那些城市的官与民，都挺习惯。一些大学也完全可以拆掉围墙，真正的障碍大多在头脑中、旧习里。

其次，新的城市规划里要把“打破封闭”与城市服务功能布局、与社会治安综合防控提下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考虑。这样更能赢得市民的支持。

第三，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调动城市开发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给大家多呈现一些安全有保障、资源不浪费、服务更到位、生活更便利的“街区”。

实践是最好的教科书。从“封闭”转向“不封闭”，得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有大胆尝试的作为，也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

文丨央视特约评论员  杨禹

来源/央视新闻

本期监制/周庆安 主编/陈洁

编辑/ 文雅  吴璇  郭爽  文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