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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前的一天，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考察定远县，途遇一位穿空心破棉袄的村民，万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农民拍了拍肚子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吃饱饭就行了。”万里听后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这要求也太低了，便问还有什么要求。农民又拍拍肚子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 事后，万里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呀，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解决。”当时的安徽是有名的穷省，农村的情景更加堪忧，在那个出村都要请假的年代，村里的景象是泥巴房，泥巴墙，一日三餐喝稀粥，正月出门去要饭，有的家庭没有门，有的没有桌子，有的一家10口人，家当却只有三口破碗。 与此同时，千里外的南国也是类似的情景。主政广东的习仲勋视察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远远望去，香港那边人烟阜盛，车水马龙，繁华无比，宝安这边却荒草凄凄，萧条破败，收获的季节土地依旧抛荒，无人耕种。两边经济差距太大，这边辛辛苦苦忙一年，才几十块钱，对面则可以有2000千港元，真是只抵对面干几天，精壮的劳动力都逃港去了，只剩老弱妇孺在家忍饥挨饿。习仲勋观后十分难过，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华，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叶剑英元帅是广东梅县人，1979年他回故乡广东，一路看过去也是非常焦虑，感慨干了一辈子革命，家乡还是这么穷苦，特意嘱托广东领导多想想办法发展经济。其实何止是老帅，黎民百姓也十分渴望改变生活困境，谁不想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 1978年的盛夏酷热难耐，可来自五湖四海的逃港大部队热情依然不减，这已经是第二次逃港高潮了，第一次发生在1962年，至于原因，看到这个年份就可以猜的八九不离十，大跃进以后三年的经济困难，实在是没办法。逃港主要兵分两路，一条是水路，有的人用汽枕做成小船，用球拍当船桨，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对岸划去，这是用生命在赌博，一旦遇到大风大浪，不习水性的基本死路一条，80年代开发蛇口工业区，一次性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令人感慨万千。 还有一条是陆路，直接面对士兵与军犬，深圳的梧桐山现在是风景名胜区，当年则是逃港的要地，这里山势陡峭，高峻挺拔，难以逾越，所以监管也就松些，许多人因此铤而走险，有的在上面潜伏好几天，有的还会跟同伙为争一点余粮火并，当心灰意冷时，看着香港那边灯光璀璨，大陆这边一片黯淡，就会坚定决心，此情此景如今在北纬38度的某地也看得到。不光大陆这边抓，香港那边也抓，虽然逃过去相当于廉价劳动力，但毕竟一无所有，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逃过去的人越来越多，香港也接纳不起的，于是一车一车灰头土脸的男女被送回大陆，遣返回乡，只是没过多久他们还会回来。从逃跑人数与逃成人数看，差不多能有一半的人逃出去。调查后还发现，有些领导家属竟然是“合法”移民过去的。 靠军队抓当然是治标不治本，不发展经济，缩小差距，逃港现象绝不会消失。由于事出有因，习仲勋多次强调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逃港人员，而不是敌我矛盾。中央上层也清楚，条条框框太多，统的太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使中国大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自古以来，政府顶多是重农抑商，抑制商业发展，但绝没有不准老百姓做生意之说，民间积极性丧失，全国经济有如一潭死水。老百姓都是很现实的，知道哪里的生活水平更高，放眼周围，南韩、台湾、香港，哪个不是蒸蒸日上？如再不改革，悔之晚矣。 为了打开封闭的局面，了解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中央派遣代表团赴欧洲与港澳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地区竟然已经发展的这么好了，一点都不像小学课本里写的那样，已经奄奄一息，垂死挣扎。赴香港考察团回广州向省委报告情况，省委领导听后非常震撼。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考察团建议把宝安、珠海划出作为出口基地，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建设成对外生产、加工基地以及游览区，中央认可了这项提议。广东为了加强对两地的管理，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如今快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提到改革开放，人们的脑海里首先就会浮现出四个经济特区，其中深圳给人的印象无疑是最深的，从默默无闻到毕业生趋之若鹜的一线城市，用时一点都不长。遥想当年，那里只是一个三万人的边陲小镇，最高的楼只有五层，海关只是个木头屋顶的砖房，员工宿舍是铁皮搭起的窝棚，全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么个地方，招工的时候，“圳”字因为不是常用字，经常被外地人读成“川”。 其实广东地区本有一次发展的机会，五十年代东南亚局势动荡，当地华人曾将大量资金存入香港的银行，为了能把巨额资金贷出去，香港银行不得不降低利率，见此良机，陶铸曾建议毛泽东利用这一机会，从香港贷款发展经济，孰料报告送上去以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跌宕起伏二十年，再次站到了发展的前沿。众所周知，近代以后，广东就成为了史书中的常见词，两次鸦片战争都从广州打起，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重要人物亦出于广东，为什么这回第一批葡萄的又是广东？还是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深圳？ 两广地区在秦汉是蛮荒之地，在唐宋则经常可以望见被贬官员在思索人生，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西方崛起，沿海地区便有了交通便捷、利于进出口、吸引外资的优势，恰好这时发达国家正在产业转移，可以借机引入；跟汕头、厦门比，深圳与南边的香港山水相连，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1979年香港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上海的4倍，要知道上海可是当时大陆GDP最高的城市了，对于香港，深圳的土地、劳动力价格低廉，利于引进港资；也许你不会想到，深圳的偏远、落后竟也是一种特殊的“优势”，因为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经济特区的前景，前途未卜，万一实验失败了怎么办？深圳因为基础比较差，所以失败成本比较低，风险小些，就算特区没搞好也不影响原来的大局。然后就是中央提供的优惠政策了，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如何获得资金，别人凭什么在你这投资，没有政策肯定不行，此外，广东还是著名的侨乡，做生意的人很多，地域文化也很推崇创业。所以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 说干就干，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工程师、工人、基建兵到位，第一铲土从罗湖开始，罗湖南临深圳河，处于港深边界，算是门面了，国家财政困难，只能给3000万贷款。香港人听说北面动静很大，还有优惠政策，开始有了兴趣，深圳市政府借机把香港的银行、电视台、工商界人士请来，宣传政策。只有一河之隔，如此接近，税收优惠，地价便宜，劳动力多而廉价，报酬只拿香港工人的几分之一，有这样的好事，果然很多人来投资，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竹园宾馆，夏巴汽车公司、嘉年印染厂…… 来归来了，可是却发现配套设施跟不上，缺水缺电，排水设施不完善，一下雨，路面积水严重，出问题了，那就出钱改善呀，关键是没钱，钱不是万能的，没钱真是万万不能，怎么办呢？只好租地了，用租地的钱来完善设施，港人、外国人考虑到深圳的前景，以及未来的地价，绝对会租的，租完还会在土地上面造大厦建厂，一举两得。于是，几千万几亿的土地有偿使用金流了进来。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三十多年来，这句话早已传遍了大江南北，提出者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主任袁庚，不幸的是，刚进入2016年，老人却在1月份的最后一天去世了。“深圳速度”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来，在于他凸显了竞争机制，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建设蛇口的初期，为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加快工程进度，袁庚制定了用于装载的运斗车“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制度。一听多劳多得，工人积极性高涨，4个月后，第一期工程比原计划整整提前1个月完工。1980年，深圳房地产公司与香港中发大同公司商定建造一座20层的国商大厦，按惯例，由上级指派了一家广东的建筑公司承建，每平米550元，大同公司没意见。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楼依然没有开工的迹象，承建公司还不停地提价，非要提到580元一平米不可，大同公司怒了，钱是贷款来的，拖得越久付出的利息越高啊！这么干怎么行？于是房地产公司给政府打报告，要求实行招标，批准了。 一听靠真本事赚钱的机会到了，18家公司闻讯而来，资方当然是倾向用时少、要价低的公司，最终夺标者为中国第一冶金建筑公司，他们的造价最低，每平方米398元，预计耗时比原来的少一半。国商大厦的房主与冶金建筑公司约定，提早竣工一天奖励一万港元，拖延一天罚款一万港元。得知此消息的工人立即沸腾了，干劲突然好了，原来建一层楼二三十天，承包后只需几天，经过一番努力，最终的结果是提前94天完成，按合同规定，要给94万港元奖励。望着厚厚的钱，工人都惊呆了，有些人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挣的。工厂里的铁饭碗也被打破了，工资不再固定，香港老板曾经很纳闷，为什么用人成本比香港低了，产值却提不上去，一看原来工人收入固定，上班特别懒散，而在合同制、绩效工资明确以后，业绩明显更好。1981年特区规定企业雇佣职工可由企业自行招聘，劳务市场开了，打工仔、打工妹蜂拥而至。 部分商品的价格也开始放开，从1979年到1984年，深圳的GDP由1.9亿元猛增到23.4亿元，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而来，想要一探究竟，东欧、苏联、朝鲜等国特意派人前来参观取经，旅馆已经爆满，一辆辆南下的火车还飞驰在路上。1984年春节期间，深圳市民到亲戚家拜年，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新年好”“大吉大利”之类的话，而是“他题了”，谁题了？这么开心？原来是邓小平在当年1月视察了深圳和珠海，行程结束后非常满意，题的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能发展起来，政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邓小平此语表示对过去成就的一种肯定，中央的政策不会变回开放以前。同时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叫马陈术的潮汕人带着读初中的儿子定居在了深圳，年轻的深圳大学也开始逐步运行，计算机和建筑是这个大学最好的专业。 之后的时间里，深圳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虽有过迷茫，但总体是在高速发展，昔日逃港的兄弟姐妹又回来了，越来越多的新事物有如雨后春笋般在深圳出现，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率先实行暂住证制度，内地第一家市级保安公司，创办科技工业园，建设主题公园，开放土地市场，“房屋也是一种商品”的观念走向全国，股份制改革，股票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金融也成为深圳的一大优势…… “当时天渐渐黑了，我站在阳台边望了很久，还是不见爸爸的身影，‘妈！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妈妈说，爸爸已经去很远的深圳打工了，下午的火车，大半年都见不到他了。当时我觉得爸爸太狠心了，丢下我们不管，去那么远的地方。”这是一个内地孩子的回忆，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对外开放后珠三角与内地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就业机会少，收入低，劳动力严重过剩，一系列负面因素让许多打工者背井离乡，踏上了南行的列车，想要闯出一番天地，他们很多人没有什么文化，以前家里穷，父母不重视，耽误了，高考虽恢复但录取率低；也没有什么技术，有的只是勤劳的双手与改善全家生活的态度。剩下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在家守望，目前农民工已经升级为第二代，许多村子是“田荒走野兔，不见种田人；青壮搓麻将，翁妪带幼孙；儿童留守多，不见爹娘亲；偶见两书生，疯狂游戏中。”“上海女嫌饭分手”一事不管真正发生与否，城乡差距带来的问题，特别是一线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可忽视。 深圳很年轻，不像西安、洛阳动不动就几千年的文化，但不同地域人形成的移民文化也使这座城市变得开放、包容、创新，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活力，提升效益。外来务工人员这么多，情况不一样，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成功的已经事业有成，在当地定居，落寞的只好收拾包袱回家，当听到费翔在春晚演唱《故乡的云》，不知有多少人潸然泪下。打工的经历催生出了一批优秀文学作品，比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生动地记述了打工妹在最好的年华，如何在深圳艰难地磨练。我们来看一个： “杨燕在宝安县龙岗镇打工已有3个年头，到现在总算‘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她接待我的采访时首先拿出的是一本‘软皮抄’。她说闯深圳前最关键的是要准备说好一声‘再见’，然后才有可能‘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在杨燕的感觉中似乎是一体的。学这三种话，真的是比学英语还难。杨燕在语言上无法跟广东人沟通便觉得广东人对外省人有一种轻蔑每当看到广东籍的工人三五成群地用她们的方言说一些快活的话儿，杨燕便觉得自己是多余人似的。之心。那种孤单，那种寂寞，那种无助的感觉，愈加使自己郁郁寡欢。” ”辞职出来第三天后，她就开始后悔了！各个工厂、写字楼招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广东省户口。街上、报上的招聘广告，她逐字逐字地看，祈求看出一个希望来。难呵！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到处碰壁。想想在那家电子厂，她至少还是个管理员；出来后，别的电子厂连门也入不了！在没人看见的时候，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在邮局大厅里，杨燕向旁边一个打扮得素雅大方的客家妹借了一支笔。她给妈妈写了满满的一纸谎言，大意是说又在一家大公司谋到了一份要职，住得既舒服又畅心，这里的高楼大厦，笔直地把这家公司撑到天上去。” 国门打开，深圳发展地如火如荼，东北老工业区则显得有些老气横秋，虽然硕果颇丰，可深圳依然面临着挑战，14个沿海开放城市，沿边开放，浦东开发……政策优势逐步失去；北有广州，南有香港，两强之间，免不了要竞争，而且东莞也发展了起来，尽管最近几年那里的名声有点不大好；还有特区只有327.5平方公里，跟另外几个一线城市比面积不算大，土地资源渐趋紧张……未来的几十年，深圳能否一直坚挺下去？ 90年代，马陈术的儿子已经长大，读完了初中、高中，1993年，他从深圳大学毕业，进入润迅公司，当时的工资是1100元。五年后，他选择了创业，公司的名字叫“腾讯”。又十八年后，你可能正在微信上读着这篇文章。（也可能是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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