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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说厓山之后再无中国!

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覆盖。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一)

公元1279年3月19日(宋帝昺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宋元在厓山(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海中)海上决战,宋军溃败,主将张世杰退守中军。日暮,海面风雨大作,浓雾迷漫,张世杰派船来接宋帝出逃。丞相陆秀夫估计已无法脱身,先令妻子投海,然后对9岁的小皇帝赵昺说:“国事如此,陛下当为国死。”背着他跳海殉国。

七天后,海面浮起十万余尸体,有人发现一具穿着黄色衣服、系着玉玺的幼尸,元将张弘范据此宣布了赵昺的死讯。消息传出,完全绝望的杨太后投海自杀。张世杰被地方豪强劫持回广东,停泊在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市海陵岛),陆续有些溃散的部众驾船来会合,与张世杰商议返回广东。此时风暴又起,将士劝张世杰弃舟登岸,他说:“无能为力了。”张世杰登上舵楼,焚香祈求:“我为赵家已尽了全力,一位君主死了,又立了一位,如今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万一敌兵退了另立一位赵氏后裔继承香火。现在又刮那么大的风,难道是天意吗?”风浪越来越大,张世杰落水身亡。

至此,南宋的残余势力已经全部灭于元朝。

(二)

一年后的元至元十七年,被俘的宋将张钰在安西以弓弦自缢而死。此前张钰曾为宋朝固守合州,元将给他送去劝降书:“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州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你不过是宋朝的臣子,不比皇室的子孙更亲;合州不过是一个州,不比宋朝的江山更重要。)但张钰不为所动,直到部将叛变降元,自己力竭被俘。

另一位宋朝的忠臣文天祥,于宋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被元兵所俘。他坚贞不屈,以各种方法自杀,或有意激怒元方求死。被押抵大都(今北京)之初,文天祥仍求速死,但言辞中已不否认元朝的既成地位,在自称“南朝宰相”、“亡国之人”时,称元朝平章阿合马为“北朝宰相”。

此后,文天祥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宋史·文天祥传》,在答复王积翁传达元世祖的谕旨时,他说:“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如果说《宋史》系元朝官修而不足信,王积翁有可能故意淡化文天祥的对抗态度,那么邓光荐所作《文丞相传》的说法应该更可信,《传》中文天祥的回复是:“数十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但除了没有让他当道士及今后备顾问二事外,承认元朝已经取代宋朝的态度是一致的。

而且,在文天祥被俘前,他的弟弟文璧已在惠州降元,以后出任临江路总管。据说文天祥在写给三弟的信中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明确了三兄弟的分工。实际上,文氏家族的确是靠文璧赡养,文天祥被杀后,欧阳夫人由文璧供养的,承继文天祥香火的也是文璧之子。这更说明,根据文天祥的价值观念,他是宋朝的臣子,并出任过宋朝的丞相,宋朝亡了就应该殉难,至少不能投降元朝当它的官。但他承认元朝取代宋朝的事实,包括他的家人、弟弟、妻子在内的其他人可以当元朝的顺民,甚至出仕。也就是说,在文天祥心目中,这是一场改朝换代,北朝战胜南朝,新朝取代前朝。

 

(三)

另外一位宋朝的孤忠的基本态度与文天祥相同。

曾经担任宋江西招谕使的谢枋得,曾五次拒绝元朝征召。在答复那些奉命征召的官员时,谢枋得说得很明白:“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世之人有呼我为宋逋臣者亦可,呼我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为宋顽民者亦可,呼我为皇帝逸民者亦可。”“且问诸公,容一谢某,听其为大元闲民,于大元治道何损?杀一谢某,成其为大宋死节,于大元何益?”也就是说,他承认宋朝已亡,元朝已立,只要元朝不逼他出来做官,愿意当一名顺民,不会有什么反抗的举动。但元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他北行,他最终只能在大都绝食而死。

态度最坚决的是郑思肖,在宋亡后他依然使用德祐的年号,表明他不承认元朝,希望能等到宋朝的“中兴”。但到“德祐九年”,即文天祥死后次年,他也不再用具体的年份记录,证明他对复国已完全绝望,实际已不得不接受元朝存在的事实。不过,像郑思肖这样的人在宋遗民中亦属绝无仅有。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元朝已经拥有宋朝全境,除非逃亡越南或海外,宋朝遗民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即使他们心中不承认元朝。另一方面,宋朝从一开始就没有能统一传统的中国范围,早已习惯了与“北朝”相处,并且实际上已经将它们看成中国的一部分。宋朝与辽、金的关系,如果从名义上说,宋朝往往居于次位,如不得不称金朝皇帝为“大金叔皇帝”,而自称“大宋侄皇帝”。

宣和二年(1120年)宋朝与金朝结盟灭辽,绍定五年(1232年)与蒙古联合灭金,都已将对方视为盟国或敌国。所以,在宋朝的忠臣和遗民的心目中,只会是厓山以后无宋朝,却不会是厓山以后无中国。

 

(四)

那么,厓山以后的元朝和元朝以降的各朝是否还是中国呢?

首先我们得确定中国的定义。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从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可以断定,这里的“中国”是指周武王灭商前的商朝都城,即商王所居。自然,在周灭商后,周朝首都就成了新的“中国”。显然,那时的中国,是指在众多的国中居于中心、中央的国,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国,当然非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所居都城莫属。但从东周开始,随着周天子及其权威的不断丧失以至名存实亡,随着诸侯国数量的减少和疆域的扩大,到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已无不以中国自居。

到秦始皇灭六国,建秦朝,中国就成了秦朝的代名词,并且为以后各朝所继承,直到清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成了国号的简称和国家的名称。在分裂时期,凡是以正统自居的或以统一为目标的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或占有部分中原地区的政权,都自称中国,而称其他政权为岛夷、索虏、戎狄、僣伪。但在统一恢复后,所有原来的政权中被统一的范围都会被当作中国。如唐朝同时修《北史》、《南史》,元朝《宋史》、《辽史》、《金史》并修,以后都已列入正史。

蒙古政权刚与金朝对峙时,自然不会被金朝承认为中国,它自己也未必以中国自许。到与南宋对峙时,蒙古已经灭了金朝,占有传统的中原和中国的大部分。特别是以“大哉乾元”得名建立元朝后,蒙古统治者已经以中国皇帝自居,以本朝为中国。就是南宋,也已视元朝为北朝,承认它为中国的北方部分。到元朝灭南宋,成了传统的中国范围里的唯一政权,无疑是中国的延续。就是文天祥、谢枋得等至死忠于宋朝的人,也是将元朝视为当初最终灭了南朝的北朝,而不是否定它的中国地位。

所以,就疆域而言,元朝是从安史之乱以后,第一次大致恢复了唐朝的疆域,尽管今新疆的大部分还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西界没有到达唐朝极盛时一度控制的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但北方和东北都超过唐朝的疆界,对吐蕃的征服也使西藏从此归入中国,元朝疆域达到了中国史上空前的辽阔,远超出了以往的中国范围。在此范围内已经没有第二个政权,要说元朝不是中国,那天下还有中国吗?明朝的中国法统从哪里来?

如果将中国视为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确主要是指自西周以降就聚居在中原地区的诸夏、华夏,以后的汉族及其文化,而周边的非华夏、非汉族(少数民族)被视为夷狄,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它们的文化自然不属中国文化。华夏坚持“夷夏之辨”,“夷夏大防”是重要的原则,并一再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随着华夏人口的不断扩展,非华夏人口的持续内迁,华夏或汉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纯粹的血统标准,而成了对地域或文化的承认,即凡是定居在中国范围或者被扩大到中国范围内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人,都属于中国。

当成吉思汗及其部族还活动于蒙古高原时,当蒙古军队在华北攻城略地后又退回蒙古高原时,他们在中原的汉、女真、契丹、党项等的心目中自然不属中国,他们也没有将自己当作中国。但当忽必烈家族与他的蒙古部族成了中原的主人,并且基本在传统的中国定居后,蒙古人在元朝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地位或更大的特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不得不接受他们为中国。而当蒙古人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时,连他们自己也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了。尽管这一过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即使自觉坚持蒙古文化的人,只要在元朝覆灭后还留在明朝境内,他们的后人也不得不接受主流文化,最终被“中国”化。

东汉以后,大批匈奴、羌、氐、鲜卑等族人南下或内迁,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还形成了他们的聚居区。三国期间,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内蒙古南部已经成了“羌胡”的聚居区,东汉与曹魏已经放弃对那里的统治,撤销了行政机构。西晋初年,关中的“羌胡”已超过当地总人口的一半,匈奴已成为山西北部的主要人口,辽东成了鲜卑的基地。此后的“十六国”中,由非华夏(汉)族所建占14个,在战乱中产生数百万非华夏流动人口。但在总人口中,非华夏各族始终处于少数,并且随着他们不断融入华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日益降低。

从十六国中第一个政权建立起,“五胡”各族的首领无不以本族与华夏的共主自居,几乎完全模仿以往的中原政权,移植或引进华夏的传统制度。有的政权虽然实行“一国两制”,在称王登基的同时还保留着部族制度,但随着政权的持续和统治区的扩大,特别是当它们的主体脱离了原来的部族聚居区后,部族制度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到北魏孝文帝主动南迁洛阳,实施全面汉化后,尽管出现过多次局部的反复,鲜卑等族的“中国化”已成定局。

东晋与南朝前期,南方政权与民众都将北方视为异域,称北方的非华夏人为“索虏”。但北方政权逐渐以中国自居,反将南方人称之为“岛夷”。随着交往的增加,双方有识之士都已承认对方为同类,有时还会作出很高的评价。如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陈庆之只身逃归南方。尽管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远非全盛时可比,还是出乎陈庆之意外,在南归后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知登泰山卑培土娄(造字合并),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期间的迁徙、争斗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统一时,定居于隋朝范围内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认和被认为华夏(汉)一族,尽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渊源或特征还很明显,他们自己也不隐讳。在唐朝,突厥、沙陀、高丽、昭武九姓、回鹘、吐蕃、靺鞨、契丹等族人口不断迁入,其中的部族首领和杰出人物还被委以重任,授予高位,或者赐以李姓。

血统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异也不再成为障碍。唐太宗确定《北史》、《南史》并修,就已肯定北朝、南朝都属中国。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更从理论上明确:“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陈黯在《华心》中说得更明白:“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从蒙古改国号大元到元顺帝逃离大都凡98年,蒙古人进入华夏文化区的时间也不过一百多年,还来不及完全接受中国礼义,也不是都具有“华心”。但已经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向礼义和“华心”接近,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元初的皇帝还自觉地同时保持蒙古大汗的身份,但以后就逐渐以皇帝为主了。元朝皇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明朝谥为顺帝)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后,已经失去了对全国范围特别是汉族地区的统治权,照理最多只能称蒙古大汗了,但他还是要当元朝皇帝,继续使用至正年号,死后被谥为惠宗。此后又传了两代,才不得不放弃大元国号、年号这套“礼义”,重新当蒙古部族首领。

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制度概念,那么从蒙古入主中原开始就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到了元朝,在原金、宋统治区和汉人地区实行的制度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但更趋于专制集权,权力更集中于蒙古人、色目人,从宋朝的文治、吏治倒退,并影响到此后的明朝、清朝。另一方面,从治理一个疆域辽阔、合农牧为一体的大国需要出发,元朝的制度也有创新,如行省制度,以后为明、清、民国所沿用,直到今天。

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3100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也有过分裂、缩小和局部的丧失;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就总体而言,略同于文明)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总的趋势是共存和融合,也有过冲突和变异;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系统完善,也受到过破坏,出现过倒退;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覆盖。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来源:2015-07-15 葛剑雄 一本正经说历史 | 201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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