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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遗忘,中国人的绥靖性格



来源:公众号“自由新青年”


中国人有一种性格,似乎专能容忍罪恶。即使是食品安全标准将民众生命置于“慢性自杀”之境,人们也可以自嘲无谓,“这是在中国,别要求那么高。”


我们善于阿Q,更善于绥靖地处理各种问题。因为我们骨子里始终在猜忌,见惯种种隐瞒与欺骗,神经上本能地选择安抚和姑息,这样要轻松得多。


“信”在汉字中是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但事实上,这可能是时下中国商业社会中最罕见的美德。


一位学者曾讲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也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说,“银行票据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普遍,似乎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能想通为什么中国人总在姑息。因为大家彼此,无非深浅不一。我们习惯了被欺骗被伤害,见怪不怪。这时“以己度人”的美德反而跳出来去容忍、去安慰,甚至去宽恕各种病毒。


看客,最难治的传染病,选择性原谅


以蒙牛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一次次碰触人们的生命和良知底线,却鲜有人去追问真相。


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希望你全权代理帮他打官司,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


由动车事故、李庄案、郭美美等画面构成的“中国故事”使我们明白获得真相如此之难,难怪人们要无动于衷做一名“看客”了。




做看客最省力气。这是一个视觉至上的景观时代,又是一个观者至上的娱乐时代。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几千年来留下的保全之道,也是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留下的“礼物”。所以我们常常做出聪明的“选择性原谅”之举:蒙牛有问题我就去买洋奶粉,双汇坏事了我就换品牌,达芬奇造假我不买就是了。


无非是一个绕道而行。避之远之而已,没有人去纠责问罪。有人轻易地遗忘,是因为“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有人轻易地原谅,则是因为担心惹火烧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看客心理,其实缺失的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社会担当。冷漠最容易蔓延,我们每个人如此轻松地路过、遗忘并谅解,这种中国人的千年劣根性,直到如今依旧是我们社会中最严重、最难治的一种传染病。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传统伦理在作怪:误读中庸之道,是非不分。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人们远远站着看热闹,内心却紧绷,时刻对外人和外界处于戒备之中,也因此失去矫正、同化的机会。


如果道德患了病,那么所要做的不仅是阻断传染源,还要加强每个人自身道德底线的免疫力。每个围观者必须扪心自问,你会上前扶小悦悦一把么?


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更是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何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较真,最误读的贬义词,原谅比纠错容易


与看客对应的是较真,这在中国商业社会中常常被当作一个贬义词。


较真就意味着这个人很麻烦,不圆熟。较真的人往往被排除圈子之外,频频受到争议,比如方舟子、韩寒、老罗。


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是难得糊涂,因为现实中较真的成本太高了。三聚氰胺事件后尚可有人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损害去追诉,在蒙牛黄曲霉素事件中又有谁有真凭实据证明自己受伤了?


所以不了了之。一位重庆的大学教授讲述,人们害怕麻烦,即使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也不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有时候即使打赢了官司又怎么样?”


一位宁夏的消费者来到北京一家著名百货公司购买一双女鞋。因为鞋跟有毛病,她三次来京换货,但仍出现同一质量问题。她要求退货未果,她来到投诉的经理办公室要求打电话,结果与保安扭打,被对方叫来的110民警“请”出门外。


她不甘心,咽不下这口气,找消协没人理,找工商没人管。她疯狂打听这家百货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联系方式,无意中得到其邮箱地址,洋洋洒洒写了一份投诉的“万言书”,事情终于解决。


为了一双鞋子,至于吗?她让我常常想起电影上执拗得有些不通人情的“秋菊”,还有现实中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固执得可怕的小伙子。16岁的刘亮抽中一辆宝马车,却被国家开设的彩票点工作人员层层掉包,反诬小伙子作假。情急之下,小伙子爬上门口的大广告牌大喊大叫,不给他兑现汽车,宁可摔死也要得到清白和公正。采用极端较真的方式,这才放大了新闻效用,最后他如愿以偿得到属于自己的宝马。


比起较真要付出生命代价而言,原谅、容忍的成本要小得多,不过低个头假装没看见罢了。


大凡较真者都是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在中国社会,较真者往往被世俗斥为“神经病”、“一根筋”。较真,多表现为作为个体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据理力争,很少看到为公共利益较真的人。不到身家性命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难得抵死挣扎。


方舟子算个例外。他说,“要说这种较真是一种偏执,甚至有人说有病,我觉得是社会有病,而不是说较真的有病。”


很早以前,林语堂就说过:圆熟不像圆滑,令人反感,圆熟是生存正常的需要。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是出自社会环境。


圆熟让我们学会闭眼、自保,因为原谅错误、容忍罪恶要比揭开伤疤再去愈合,纠正错误重建机能容易得多,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但是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环境还能有安全吗?


著名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曾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他晚年忏悔时说过一段话,后被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来源:2016-02-14 悠悠魂 | 201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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