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奎松（历史学家、教授）

很早以前就看过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时岁数还小，脑子里总也抹不去皇帝被成功改造成平民的印象，看着皇帝半傻半呆的那些片断，只是觉得新鲜、稀奇。前不久读到俄国解密的一些档案，因为涉及到这个溥仪，于是又把这本书翻出来加以对照，不承想 却越读越不是滋味儿了。

　　

人人都知道溥仪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被汉人一个辛亥革命赶了下来，而他的好日子却因为袁世凯的那个优待条款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他依旧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听着下面的人“皇上”长“皇上”短的叫着，并享受着几乎和皇帝一样的待遇。不同的只是他再不用上朝，也不用看那些让人心烦的奏折。然而世代都是做皇帝的，到了自己竟然做不成皇帝，溥仪心理上却极难平衡。因为他还想当皇帝－当像太祖高皇帝那样至高无上，并且能够呼风唤雨的真皇帝。这也正是为什么，20年后，当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一脸卑谦地请他去日本人占领下的东北“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时，他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这可是背叛祖宗的行为。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帝国？“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老祖宗所创立的那个“大清国”，那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了。只要能当皇帝。

　　

溥仪在日本人的庇护下着实过了一把皇帝瘾。这回的时间要比他头一次当皇帝长得多，做了有十几年。然而这个皇帝溥仪做得也未必痛快，因为他做的是日本人的“儿皇帝”。无论公私，凡事都要听凭日本人做主不说，而且居然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能认了，要改成祭拜日本的“天照大神”。溥仪在自传中解释说，他其实并没有忘记祖宗，“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他甚至说他的屈从，只是想实施“屈蠖求伸之计”。但我相信这只是溥仪事后对自己当年丑行的一种辩解罢了。那时候整天提心吊胆怕日本人要了他的命，张嘴闭嘴不忘“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的这位“儿皇帝”，未必对自己的祖宗还有那么多的礼数，更谈不上有什么“求伸”之计了。

溥仪心理的扭曲，与他生来所处的环境有关。人被捧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往往就下不来了。有的是因为周围的人，跟班跑腿的、提颅效命的，在在都要指着自己吃饭，你下去了，他们怎么办？比如30年代中期的那个丢了东三省的张学良，何尝想过要当什么民族英雄，却不料背上了东北军这么一个大包袱，必须天天面对几十万父老乡亲眼巴巴望着他的那些眼睛，结果生生把自己送上了西安事变的不归路。一个天生喜欢吃喝玩乐搞女人的公子哥儿，最后竟成就了一个“人间四月天”的爱情神话。当然，溥仪的皇帝梦不是他周围人逼着他做的，其根子还在于他自己内心里不情愿下来。被人拿了下来，还要三天两头地梦着想着有谁能把他重新扶上去。在这方面他倒有点像蒋介石。蒋介石登上最高统帅的位置之后，也曾几度被迫下野。无论他口头上怎样表示，内心里却从来都是认定了那个位置只能由他来坐，别人是不够格的。

当然，和溥仪不同的是，蒋介石这样想是有理由的，那就是他相信只有他做才能做得够好。溥仪远没有这种自信，更不具备蒋的那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溥仪之所以做梦都想着恢复他的皇位，唯一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这是祖上留给自己的位置，凭什么到自己手里就不能继续做了呢？因为想要保住祖上留下来的这个位置，就盼望着有人帮自己复辟。溥仪当年兴奋于张勋的辨子军起事也就罢了，张勋到底还是中国人，也没有分裂国家的想法。想不到他最后竟然投靠了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可恶的日本人。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最可恶，倒不是指后来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而是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明明把手伸到你兜里来摸钱包，却还要满脸堆笑地告诉你那只钱包其实是他的。

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看到溥仪记述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吉冈安置的那幅嘴脸就够了。在这位吉冈还需要控制溥仪的时候，他满嘴里都是所谓“手足”情。等到他发现溥仪纯粹只是一个傀儡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兜着圈子要溥仪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什么手足的关系，而是父子的关系。他公然告诉溥仪说：“日本犹如您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在中国话里，骂人要骂得最难听，不是去侮辱别人的八代祖宗，就是去骂别人是自己的“孙子”。真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赤裸裸地告诉溥仪说，他在日本人眼睛里不过是个“儿子”罢了。是不是他们觉得，没有骂溥仪是“孙子”就已经是很抬举他了呢？

做人要能屈能伸，但伸屈也要有个限度，更何况是一国之君，代表着一国的尊严与主权。可惜作惯了皇帝的人通常对这些道理都不会真正懂得。他们所要的尊严，多半只是皇帝个人的面子。为了面子，他们不惜拿国家的安危去做赌注。近代以来中外之间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战争，除了列强欺侮以外，这些满清的皇帝把四海之内、率土之滨视为一己之私，任意支使处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把国家社稷视为自己一家一姓的私物，也就难免会在气盛的时候趾高气昂，凡外人外邦均以蛮夷视之，非学会四肢着地俯首称臣，断不与之往来；而一旦被外力所征服，马上就会为了保全皇位而割地赔款，甚至做出管人家叫爷爷叫爸爸这类的荒唐事。

　　

溥仪的荒唐，还不仅仅在屈辱地认下日本人做自己的祖宗和“父亲”，更表现在他为了活命，可以对任何人俯首称臣。最近读到俄国解密档案，其中有溥仪写给苏联政府的几封效忠信和感谢信，更足以证明像溥仪这种皇帝胚子，除了在意祖宗留给他的皇位和自己的性命以外，别的对他都未必有多少重要性。什么祖宗神灵、江山社稷、民族国家；什么做人的自尊、气节和精神，统统都是假的。他们嘴上的高调唱得比谁都响，遇到天崩地裂之时，他们其实比谁都更看重实际利益。

溥仪是在1945年8月16日准备逃往日本时，在沈阳机场被苏军占领军拘捕的。不管这位深居皇宫的末代皇帝对外部世界了解多少，他当然知道这回帝国算是彻底完了。天下没有了，保命就成了第一位的了。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在日本人手底下割裂祖宗的江山，充当日本人的傀儡，是犯了叛国的重罪，有杀头的可能。其实，说起来，如果溥仪真的爱他的“国”，“国”都亡了，身为亡“国”之君是不妨学一学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当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不甘俯首受辱，自缢于煤山，至少还保全了其作为亡国之君的一种自尊。无奈这世道发展到大清国，末代皇帝连一个崇祯都不如。“国”亡之际，他首先想到的只是千万不要落到中国人手里，说是“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准死无疑。”

　　

因为怕死，溥仪先是想逃往日本。被苏军俘虏后，也仍旧深感庆幸，说是像再次落到了日本人手里一样。那意思很清楚，日本人也好，苏联人也好，反正比中国人强，因为他们不会要自己的命。他手下的总理大臣张景惠说得最得意，说是“行啦，这回又捞着啦！”何谓“又捞着啦”？就是当年呆在北京没事干，却被日本人弄去满洲享了十几年荣华富贵，算是天上掉馅饼，捞着了。这回眼看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不想又被苏联人弄去养了起来，这岂不是又捞着了？

　　

当然，苏联人是不会凭白无故地把一个下了台的伪满洲国废帝白白养起来的。皇帝再笨，这一点还看得明白。他于是像当年极力表示效忠于日本人那样，开始竭力去讨好苏联人。他一面积极帮着苏联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的罪行，一面把自己带在身边的价值近百万卢布的金银手饰主动送给苏联政府“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与此同时，他则三番两次地写信给苏联政府，表示感恩戴德。从1946年1月起，溥仪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政府表示了自己的这种强烈意愿。明明是罪孽深重，他却偏偏要大诉其苦，说自己生平“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身受蹂躏”，“呼吁无门，离脱无术”，所幸1945年苏联仗义出师，击破日本关东军，使他得脱日本军阀之桎梏，得精神上生命之复活。明明是害怕回国有生命之虞，他却反复声称自己是因为感激苏联，所以极愿能长期居住苏联境内，一方面得以研究新学识，一方面也便于对苏中两国人民之亲爱、团结和幸福“尽全心全力”。

溥仪的种种表白与表现，自然是一厢情愿。对此，就连跟着溥仪一同被押到苏联来，家口却留在东北的张景惠等前“满洲国”大臣和将军们心里也明镜似的。他们再三劝说溥仪放弃留在苏联的幻想，并且热切地关心着国内战争的局势，以寻找减罪的机会。然而溥仪对这些劝说始终无动于衷。用他的话来说：“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

　　

他也很快又给苏联政府写信，而且这回他干脆把申请书直接写给了“斯大林元帅阁下”，极其谦卑地表示自己是如何“爱慕”斯大林，声称他读了那些他在背后斥为“莫名其妙”，“不懂也不想懂的”“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之后，已经“认识苏联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因此，他“最希望居住在苏联”。为此，他保证，他会“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

没有人会相信溥仪的这些漂亮话。何况，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束之后，斯大林也没有必要留着这些伪满洲国的遗老们在苏联吃干饭了。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苏联内务部很快就提出应当把溥仪等人，连同他们交出的金银手饰，一起交给中国共产党人去处理了。

　　

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把现押在苏联的原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随从和官员共58人，交由中国当局处理。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7月1日正式做出回应，表示准备接收溥仪等人。两周之后，中苏两国正式达成交接协议。

　　

刚一得知自己将要被送回中国时，溥仪的神经都差点崩溃了。他一度表现得歇斯底里，甚至扬言送他回去他就自杀。苏联看守人员似乎不了解溥仪的性格，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自杀的勇气，或者也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总之干脆把溥仪与亲属和其他被押官员隔离开来，单独看管了事。然而，溥仪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1950年7月底被送达绥芬河车站准备交接时，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还没有忘记应该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元帅留下一封感谢信，感谢苏联人在他留驻苏联期间所给予的厚待。

带着死亡的恐惧回到中国土地上的溥仪很快就发现，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上面所举的种种事实已足以说明，这个为了权位，不惜做日本人的儿皇帝；为了求生，不惜想方设法讨俄国人欢心的溥仪，面对强势的国人，他又如何会不表现得谦卑和顺从呢？这种改造，本来就不会遇到多大的阻力。

我们在这里更应当关心的是，为什么这种看起来高高在上，曾经让老百姓充满敬畏感的专制国君，皮囊里包着的竟然只是几根软骨头？联想到慈禧辛丑年间不可一世地对各国政府宣战，转瞬即落荒而逃，然后马上就回过头来向列强摇尾乞怜，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那副丑态，我实在怀疑，如今被我们的电视剧当成帝王楷模来写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之流，事到临头怕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