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新闻热议 社交职场 心灵鸡汤 情感男女 生活家庭 幽默开心 游山玩水 时尚魅力 吃货世界 健康养生 艺术影音 文史书画

文史书画 >> 《史记》:礼治与法治,相辅相成~
《史记》:礼治与法治,相辅相成~

《史记》中的法治思想,主要以两种方式体现:

 

一种是司马迁在篇末以论赞的形式直接发表观点和评论;

 

另一种则体现在对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与叙述中,正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究其内容,主要包含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作用,主张有局限的法律平等及宣扬慎刑、宽刑等。



1《史记》在记载远古事迹时体现了“慎刑”思想


《史记》叙事始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记载远古事迹时已包含初步的法治思想。


据《史记》记载,尧年老时,让舜代行天子的职务,考察他的执政能力。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关于法治的措施有作“象刑”。


有学者认为,“象刑”并不是真正的处罚,而是一种“象征刑”,是让犯法者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戴上不同颜色的头巾,以此来表示警戒。


舜时还实行“眚灾过,赦;怙终贼,刑”的政策,即赦免那些由于过失犯罪的人,对屡教不改的犯人才动用刑罚。这些都体现了原始的“慎刑”思想。


周穆王以甫侯为相,作《甫刑》。随着刑罚的渐趋发展成熟,对执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的过程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当时强调选择贤人执法以安百姓,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敬畏法律,以杜绝所谓“择非其人”、“敬非其刑”、“居非其宜”等现象。


在具体法律的施行过程中,注意做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注重证词和证词的取得程序,以保证法律施行过程中的公正,避免冤案产生。


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已提出了处罚必须和所犯罪行相适应的“阅实其罪,惟钧其过”和疑罪从轻的“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的口号。认为只有谨慎使用法律,不轻易用刑,才能“简信有众,惟讯有稽”,得到百姓的拥护。



2司马迁肯定李斯在法治上的建树,但批评他过于“严威酷刑”


秦自商鞅变法始,信奉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的法治思想,逐渐确立了以法治国的政策。秦统一后,李斯主持整理修订法律,“明法度,定律令”,还“除疑定法”,使百姓“咸知所避”。


司马迁肯定李斯在法治上的建树,但批评他过于“严威酷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将会和周公、召公等圣贤一样名垂青史。


秦朝快速灭亡后,汉初知识阶层反思秦代统治教训,形成了一股“非秦”的思潮,而秦朝的严刑峻法更是广受批评。贾谊的《过秦论》即是“非秦”思潮的代表作品,贾谊认为秦王“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按照贾谊的主张,秦二世应该“虚囹圄而免刑,除去收孥污秽之罪”,约法省禁,让天下的人能够自新,以威德统治天下,那样就会避免“暴乱之奸”。


司马迁非常推崇贾谊对秦政的分析与批评,将其言论附在《秦始皇本纪》的篇末。也对秦始皇的政策进行批评,认为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3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赞扬,明确地表达出从宽执法的主张  


与对秦始皇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赞扬,在他的笔下,汉文帝是一位贤明君主。


在汉文帝时期,中国的法治有几项重大的变革,废除“收孥”是其中之一。“收孥”是由秦代开始的一种残酷制度:如果一人犯罪,其父母妻子等家属都要遭受处罚。


汉文帝即位第一年就废除了这一制度,他相信“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即法律正当民众才会诚实,处罚得当民众才会服从。如果官员不能引导民众遵守秩序,又用不正当的法律处罚,这反而会使民众信奉暴力。


汉文帝时期另一项重大法治变革是废除肉刑,而这是由一位女子的上书所引发的。汉文帝时期,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罪,按法律应该押解到长安受肉刑。


他的小女儿缇萦跟随父亲到京城,在皇宫门阙外上书,说“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自己愿意舍身去做官府的女奴,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


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文帝认为对犯罪者不进行教育而只是施加刑法,残毁肉体,“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这不是为民父母应有的作法。他随即下令废除肉刑,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奉公守法的官吏作《循吏列传》,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在该传的最后,他明确地表达出从宽执法的主张:“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4《史记》中有礼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辅而成的思想  


《史记》中大力宣扬道德教化与法律制约相互配合,认为礼、德要优于政、刑,非常认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史记》中还有礼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辅而成的思想,在《孔子世家》中引用了“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


对于礼与法的关系,司马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认为道德规范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法律规定的作用只体现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法律的处罚制裁作用是即时的、显性的,而道德的引导规范作用是长期的、隐性的。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在不, 断地研究它,不断地挖掘它的价值。


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史记》,汲取其中最为光彩、最有价值的内容,尤其是认真总结《史记》中的法治思想,借鉴上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积极因素,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具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重要意义。

 

本文整理自《北京日报》

来源:2015-11-27 岳庆平 史记 | 2015-11-27(
如不慎侵权或内容有误,请即联系我站。

如页面图像、音视频显示不完整,请切换浏览器到<极速模式>

WX24小时


WX24小时(精读收录)已不再更新!
需要阅读新的微信文章,推荐至“微信官方平台”查询、阅读。
本站联系邮箱:wx24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