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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ID:cul-studies)

作者:黄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

  作者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2006年新年,全家福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

  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

  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

  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

  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

  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

  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

  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

  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

  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

  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

  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

  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

  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

  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

  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

  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

  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

  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

  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

  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

  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

  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

  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

  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

  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

  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

  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

  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

  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

  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

  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

  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

  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

  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

  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

  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

  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

  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

  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

  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

  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

  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

  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

  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

  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嫂子带回乡的儿子在菜园


 


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原文有删节

本期编辑:崔鹏、胡程远

来源:2016-02-01 人民日报 | 201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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