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澜

摘自新书《世界很大，幸好有你》

马云说，他当学生那会儿，常到西湖边找老外练口语。这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自己上大学时，周末去紫竹院公园的“英语角”的情形。

在一个长满松树的小山上，每个周日上午，聚集着少则三四十，多则上百的人。以大学生和研究所学者为主，也兼有老外和华侨。还有些穿着时髦的人，只缠着女孩聊，炫耀自己的蛤蟆镜、录音机，把这儿当相亲地点了，也顺便兜售点黑市外汇什么的。老外是这里的稀罕物种，大家想把英语说得标准点，自然是先围上他们。你从哪儿来呀，结婚了没有，挣多少钱，真没有不敢问的。

面对这简单直接的好奇心，老外也只有招架着。现在想想，他们来这儿到底图什么呀，义务陪人练英语吗？大概是因为当时老外在中国出行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在这种场合才能交往一些普通的中国人，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在这个没有风景的小小角落，无论刮风下雨，数九寒天，总有一群人有时举着伞，有时跺着脚，有时吃着风沙，说着带各种口音、有时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英语，执着地练习着。因为这些人心中有个模糊的梦想，要去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而英语是通向这个世界的钥匙。

真应该问问马云，在找陌生的老外说英语时，锻炼的是不是只有语言，抑或也包括一种勇气？为什么更多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交场合总是安静地躲在角落，或与其他中国人围成一个小圈，说着中文？我们在纠结什么？单是害羞，还是不知说什么，怎么说？

虽有苏秦的雄辩之才，诸葛亮的舌战群儒，中国的主流文化里对能说会道这事儿带有轻视：“君子敏于行，讷于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还带恐吓：“祸从口出”；或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学校教育并不看重或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不鼓励提问，以至于在很多学校，课堂按是否安静来论优劣。

抛开性格内向外向之别，自我意识太强的人往往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相对封闭的环境更强化了这种自我意识，或者说不安全感。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不得不在意周围人的评价，因为这些评价直接影响着分房、涨工资、评职称，甚至下一次“运动”中会不会受批判。这种谨慎和防范，已成为我们父母这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我们报考大学时，父母大多希望孩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一来可以学点傍身的真本事，二来可以避开人文学科容易触碰政治的危险。还有一点，就是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他们对信口雌黄、翻云覆雨的人不信任，所以总是念念不忘地提醒儿女“少说为好”。于是我们的语言环境是怎样的呢？听得最多的是陈词滥调的“报告”，而不是真情实感的演讲；是居高临下的教训，而不是平等的交流分享。

这种文化和时代背景，老外一开始不太懂。在他们看来，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直抒己见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在国外，不仅学校鼓励学生表达个人观点，重视陈述和辩论，有文化的家庭还鼓励孩子在餐桌上就时事和哲学命题辩论。肯尼迪家族就是如此。据说在他们家里，能否清晰地表达观点、有逻辑有文采地辩论，是博取父母宠爱的关键。即使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否在社交上成为受欢迎的人，也是他们很在意的事。有没有异性约会，班上选举能得几票，课堂讨论中是否发表了聪明的意见，能不能代表同学毕业致辞，毕业舞会的舞伴是谁，都决定着校园生活的品质。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让改革初期到中国执教的外国老师也很不适应。

记得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一次一位外聘美国教授问满满一个大教室的同学有什么问题，竟无一人举手。他激动地掏出一美元的钞票，声称：“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只能有两种情况——我讲得太无聊，或你们根本没有听！谁提问我给他一美元！”

这让我深受震撼，也感到被羞辱，愤而举手……还好他没叫我，因为我头脑中其实一片空白。

虽然每个人的表达天赋不同，但语言能力是可以被训练的。看过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吗？那位把她从贫民窟带出来的语言学家，坚信只要有标准的口音，外加举止的训练和时尚的衣着，这位出身贫寒的女孩就可以融入英国上流社会。有一个场景是语言学家反复教女孩念以下的绕口令：“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这句话练习的元音只有一个【ei】，但这却是一个足以反映一个人身份和家教的元音。女孩练到筋疲力尽，昏昏欲睡，在语言学家的一再激励和训斥下，最后终于掌握了标准的发音。接下来，就可以穿戴整齐，去Royal Ascot（皇家赛马会）试试运气了！

在需要英语的社交场合，很多中国人感到胆怯，怕发音不好、语法出错，人家笑话。再说学校里教的那些英语句子好像也用不上，说完“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然后呢？总不能说“What is this ?”“This is a table.”吧！

1994年我到美国读书时，先在纽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参加了三个月的纪录片电影工作。中午同学们喜欢三三两两地坐在教学楼旁边联合广场（Union Square）的阶梯上吃饭。一天我看见三四个同学正谈得热乎，不禁凑上前去：“May I join you ?”（我能加入吗？）“Yes，of course !”（当然。）他们朝我一笑，挪出个位子，又继续热烈地讨论起来。

我就先听着呗，想着什么时候合适插话。你猜怎么着，整整四五十分钟，就听他们在那儿喷，我竟然一句话也没插上！因为他们谈的那些纪录片电影和导演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听说过！学了四年英语专业，做了四年央视主持人，愣不知道说什么。嗐，别提多有挫败感了，只好臊眉耷眼地低头吃着比萨，还问人家需不需要续饮料。我想人家心里可能也在琢磨：这个中国同学怎么这么爱吃啊？

比语言能力本身更重要的是谈话的内容。这其实也不神秘，无非是事先做好功课和一颗好奇心、同理心。

CNN的退休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名为《如何随时、随地、随意交流》（How to Talk to Anyone, Anytime, Anywhere）。在他做电台主持人时，为了练习采访的功夫，就坐在超市门口，不管进来什么人，只要人家愿意，就拉过来采访，练就了一身观察和提问的好本事。他在46年的职业生涯中采访过近四万人次！

他常常从老百姓的角度问常识性问题。比如有一次他问一位天主教大主教“你有几个孩子？”，对方惊愕不已，他却哈哈大笑，说是开个玩笑而已。如果我有机会采访他，倒是很想问问他：“你离了七次婚，是什么让你决定结第八次婚？”话说回来，拉里·金的沟通理论说明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只要愿意，你可以跟任何人交谈。

我是采访的“功课主义者”，信任但不敢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与经验。无论是专业角度还是日常交往，要想让谈话深入下去，还是要从了解谈话环境和谈话对象开始。不然就很有可能像我当年那样，只能低头做吃货了。

关于作者

杨澜，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94年获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开创中国电视深度高端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迄今已访问过全球800余位著名人物。被福布斯评为全球影响力100位女性之一。并于2016年出版新书《世界很大，幸好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