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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扫盲运动虽然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但不久教师们就发现，成年人记忆力不好，头一天刚教的生字，第二天就又不认识了。扫盲班的课是天天上，但有的学生来来回回还是只认识那么几个字。遇到困难，一些上了年纪的学生有些灰心丧气。
(图)祁建华 ,出生于1921年 1951年 11月 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 1952年 4月 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早在 1949年 1月，祁建华就开始琢磨起速成识字法了。当时，刚刚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被分配到二野某军做文化教员。那时候部队里的扫盲工作已经开始了。可许多战士学文化很困难，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字，还常忘，对于学习的信心不足。祁建华想起自己刚刚学文化时的经验，当时他先学会了注音符号，通过注音识字，一天可以学好几百生字。用这个方法帮助战士们扫盲，不是事半功倍吗？于是，他决定先用这套方法教教新调来的战士王祥德，看看效果。 王祥德很想学文化，但一天学三个生字还要忘两个，非常苦恼。听说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 11天学会了一本 8000字的字典，他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决定试试祁建华的这套神奇的方法。 祁建华花了一天时间，教王祥德学会了注音符号，而后每天从一本《人民三字经》中挑 50个生字。 10天王祥德就学会了 500个字。看到这套方法行之有效，祁建华决定把它运用到识字班的教学中，在学习生字之前，先教战士们学注音符号。开始有些战士对此并不感冒，他们觉得“注音符号曲里拐弯像洋文，学了没用”。可学着学着，战士们发现这些“洋文”竟能拼出汉字的读音，学习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图)建国初期的识字证书 在《速成识字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一书中，祁建华记录了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战士吕国丁原来只认识 250个汉字，在使用速成识字法学习了7天后，他竟然认识了 1300个字。在介绍经验时，吕国丁说：“第一天我学了 40个，第二天我咬咬牙学了 60个，第三天又咬咬牙学了 80个，嗨！也都学会了。 ” 祁建华拿了一张报纸给吕国丁看，起先他还不敢看，但发现报纸上的字自己竟然都认识时，吕国丁高兴地大声朗读起来。应用了这套方法， 1952年 3月，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在全军率先消灭了文盲。同时，全国各地也迅速办起了速成识字法实验班。重庆纺织工人速成识字实验班经过 21天脱产学习，学员由每人平均识字 400多个，提高到2000多个。北京东郊高碑店农民实验班， 26个学员经过 164个小时的学习，认识了 1638个字，初步能写信。 其实，“速成识字法”并不神秘，它就是我们至今仍沿用的注音识字，只是那时候祁建华使用的不是今天的汉语拼音，而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推行的注音符号。 此时，麻峪村民校教师李芳华也开始用速成识字法教学生们识字了。 “36个注音字母，我上学的时候学过。政府推广速成识字法，组织教师培训，我又巩固了一下。大人们学得快，忘得也快，开始一节课也就教十几个字。后来用上了速成识字法，先教注音字母再教生字，教材也都换成带注音的了，一下就学得快了。”李芳华记得，为了帮助学员们记忆，当时还有个歌： ㄅㄆㄇㄈ加油学，声母韵母同时拼，拼出来了是语言。
1952年，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 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通过 150个到 200个小时的学习，学会了 1500个至 2000个单字，并能阅读通俗读物，会写简单文章。1952年 11月 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 祁建华以他对扫盲工作的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摘自《共和国震撼镜头：看得见的历史》 <纪事>采写组(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