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WIFI下打开观看（视频时长1:34小时）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鲍鹏山教授讲的真是好极了，同时也可以看出鲍先生的水平和胆略，同时也让人明白了许多的历史圪塔，笑谈古今，历史总是相似的。

鲍鹏山，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潜心研究先秦诸子数十年，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出版《寂寞圣哲》、《论语新读》、《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先秦诸子十二讲》、《说孔子》、《中国文学史品读》等十余部著作。

鲍鹏山讲《商鞅书》制民五法：

“制民”之手段一：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

直接鼓吹以弱民去消灭强民，以便留下弱民，甚至用奸民去驾驭良民，这实在令人惊愕。不读《商君书》，绝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种混账理论。

国家用强民来去除强民，就会削弱。国家用弱民来去除强民，就会强大。

【原文：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这个句子原封不动地在《商君书》中两次出现（《去强》和《弱民》，应该是作者很得意的政治格言吧？至少是他发明的专制政治的要诀。为什么“以强去强者弱”？因为用强民来除去另一部分强民，剩下的还是强民，政治和政府要面对的还是不大容易对付的强民，政府就相对显得弱了。所以不如直接用弱民来除去一切强民，剰下的自然都是侏儒之群，对付起来就游刃有余。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杀豪俊，搞优汰劣胜、愚民、弱民，既是体制的需要（只要封建专制体制不消灭，这种政策就永不可免），也不能说没受到《商君书》的教导。

《弱民》篇中还说：

用强民来攻治强民和弱民，最后剩下的仍然是强民；用弱民来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被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

【原文：以强攻强弱，强存。以弱攻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此段文字原文不可通，从高亨训释）】

这最后一句泄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历代统治者和被驯服的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王”道太平盛世，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侏儒之国！

死水一潭的社会确实太像“稳定”，萎靡不振的国民也果然如同柔顺，但是，一个充斥着愚弱之民的国家真的能强大，能稳定么？清朝末年，曾有一个目光炯炯的知识分子看出这个大秘密大黑暗，他就是龚自珍。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沉痛地说：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这种弱民攻强民，不才杀才民的结果是什么昵？龚自珍沉痛地指出：这种结果乃是社会中不但没有了才士、才民、才商等等，甚至连“才偷”、“才驵”、“才盗”都没有了！

而这不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孜孜以求的么？

一个生物死亡了，可能不会再闹事惹麻烦，但一个社会的死亡可能恰恰要出大事，惹大麻烦。一个完全没有了个性间志的一元社会，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比“以弱去强”更可怕，更丑恶，更暗无天日的，《商君书》竟然提出要“以奸民治”：

囯家利用良民来统治奸民，国家必乱，以至于削灭。国家利用奸民来统治良民，国家必治，以至于强。

【原文：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去强》】

读者诸君可曾见过这样违背人伦天理的政治理论？几千年来，流氓奸民独霸一方鱼肉人民的情况不少见吧。如果能把人民训练得能忍受流氓了，民自然也就弱了，可以说，流氓地痞也是专制皇权的第一道防线。故《说民》篇曰：

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

【原文：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商君书》的这种办法必造成基层的流氓政治。而这又正和中层及上层的小人政治相辅相承〈他所提倡的告发制度袭位制度适足以形成小人政治），以流氓来压服基层人民，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的黔驴之技。我们先看看《商君书-赏刑》篇中关于告发的意见：

掌握法律、负担职务的官吏中，有不执行国王的法律的人……他周围的官吏，有人晓得他的罪行，向上级揭发出来，自己就免了罪；而且无论贵贱，便接替那个官长的官爵、土地和俸禄。

【原文：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

“周官”即“周围官吏”，或即同官，即今之同事，告发同僚，可以获得被告发人的官爵、封地及俸禄。但我想，这种办法未必有效，岂不闻官官相护，甚或共同作案？故我对互相告发制度，并无正面评价。因为这种做法非特不能清洁吏制，反而促成人心卑险，政治也往往变为小人政治。

而基层的流氓政治，固可能有一时压服之效，但往往促成地火在地下运行。最后这地火必将冲破这流氓地壳，喷涌而出，使天柱折，地维绝。《水浒传》中所写的，不就是这种流氓政治和小人政治么？而这种两结合的政治，又何尝有真正的稳定呢？

专制政治必然产生大量的流氓和小人。反过来，流氓和小人充斥的社会又似乎证明了政治专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流氓地痞横行的地方，小人奸佞猖獗的地方，人们往往渴望专制。这如同渴极了，人们不惜饮鸩。如果流氓小人是狡兔，则专制政治就如冋逐兔之犬。专制政治一面大喊大叫惩治流氓和小人，一面却又怂恿流氓和小人，并在自身的体制内不断滋生出数量更多的流氓和小人。是流氓和小人构成了专制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它们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商鞅早就道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以奸民治，则民亲制。”让奸民来治理人民，因为人民失望于奸民，所以就自然亲近“制”。制者，国家专制权力也！流氓地痞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其作用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制民”之手段二：“壹教”。

《赏刑》篇说：

所谓统一教化，就是：（朝廷）不使人们凭借如下品质取得富贵，即广见闻、能辩论、有智慧、诚实、廉洁、懂礼乐、修品德、结党羽、行侠义、有名声、清高、等，不准许根据这些批评刑罚，不准拿独立的个人意见对君上陈诉。坚强的人，破败他。锋利的人，挫折他……想要富贵，门径只有一个——到前方为国家打仗。

【原文：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一口气说出了八种品质，然后又是一连三个斩钉截铁的“不可以”。除了战争（当然还有耕作），不承认一切价值。拥有“农战”以外的一切品质，都“不可以”。你坚强吗？国家破败你，你锋利吗？国家挫折你，甚至你的生存方式谋生手段都要由国家来安排：

所以境内的人民，如果都变为爱好辩论，喜欢学问，经营商业，搞手工业，避免农战，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一旦国家有事，儒生憎恶法度，商人投机取巧，手工业者不为国所用，所以国家易于破灭

【原文：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办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农战》】

我们现在通过这一段话来看看专制论者的话语方式。这一段话有两层意思，我们分别剖析之。

第一层“皆化而好辩乐学……”乃是一个假设。其推论过程是这样的：某人好辩乐学——假设——国之人皆好辩乐学，则无人耕田打仗——国家离灭亡不远了——所以此人有罪。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是违背逻辑的，而违背逻辑则正是专制政治的基本话语方式。照《商君书》所言，一千人中若有一人好辩乐学事商贾等等，则千人皆怠于农战而好学问去行商。《商君书》又言：朝廷不准许音乐、杂技到各地方去，那么，农民在劳动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在休息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些。农民在休息的时候听不到这些，精抻气质就不浮荡，在劳动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意志欲望就能专一。农民意志专一，精神不浮荡，荒地就必然耕垦了。

【原文：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垦令》】

不让音乐技艺到各地巡回演出，农民就看不到这些，从而精神不动摇，意志必专一，就能开垦荒地了。综而言之，则《商君书》作者认为，不能有农战之外的人存在，有了也不能让他们被农战之士看到，否则天下人都学他们而不农战了。这种担忧实在幼稚，即以今日言，最苦的人是农民和中小学教师，在传媒发达的今天，他们为何没有纷纷去做各种演艺或体育明星？所以《商君书》作者的这种推论有一个前提错误，那就是，不承认人与人间实际上的差异及不平等，以及由此而必然要求于社会的多元化。一元论者是天然的专制论者。从“好辩乐学”到“有罪”，关键的一环就是那个不可能出现的假设。这个假设成了判定有罪的逻辑前提。

更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推论的前提错误，而在于它必然导致的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爱好、生存方式，甚至职业，而为意想不到也不可能出现的那个可怕结果负责，付出代价。这种定罪方式的有效性普适性是它能为任何一个既无犯罪事实也无犯罪动机的人定罪。且罪行其大无比。事实上，这种推测定罪法，乃是使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处在被告的位置，只是幵庭审判日期的不同，任何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都在惊恐地等着一张传票，接着的便是有罪判决。比如，我们就可以为任何一个农民或士兵定罪：对农民，我们说，都像你只知种田，谁来当兵打仗？你让国家没有了军队，毁我长城，罪莫大矣；对士兵，我们也可以说，都像你只知扛枪打仗，谁来生产？你让国家经济崩溃，罪莫大矣！——到了这时，我们就发现，我们运用《商君书》的思维推理方式，也驳倒了《商君书》作者自己。反逻辑的东西也无法获得逻辑的保护。专制一元论者也必为它自身的逻辑所否定。

第二个结果是，既然每个人的个人生存方式如此事关重大，就必须由政府来钦定一种“正确”的、被允许的生活方式，而由政府来保证对这种生存方式不加惩罚，反而加以褒奖。这种生活方式被外在地赋予绝对性，且有绝对的价值权威，于是，便又出现两种假设：

A、都像政府所倡导的那样，则天下治；

B、都像“你”（任一作为被告的主体），则天下乱。

A项成为指控B项的伦理依据和法律依据。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个人性格趣味都会成为否定其他生活方式和个性特征的依据。于是，政府便会根据需要树立各种模范或榜样来引导大众。树立榜样或模范，是专制政权统治的法宝之一。榜样与模范，是一元化的胚胎或因子，人人都像榜样或模范，乃是一元社会之蓝图。

第二层，“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这种定罪同样是出于“莫须有”——“莫须有”就是“也许有”。而《商君书》用的却是全称肯定判断。为什么在国家有事时，儒生就一定憎恶法度，商人定投机取巧，手工业者一定不为国家效力？这毫无理论根据，更毫无事实根据。这种蛮不讲理的说话方式乃是《商君书》中一贯的方式。一部《商君书》，只有《徕民》一篇思维尚称缜密，立论尚顾证据，其他大都是这种没有逻辑事理依据的武断之论。语气上好像是逐层推理，事实上却是前提与结论间并无必然联系，而论点与论点之间更是跳脱不相关。如果是商鞅所作，倒真像他的武断之风，也像他的躁急之性，更符合他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以法刑人的身份特征。

“制民”之手段三：剥夺个人资本，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

《商君书》中有不少观点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比如下面的话：

治理国家，能使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国家就有雄厚的实力。国家有雄厚的实力，就能成就王业。

【原文：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去强》】

治国的措沲，重要的在于使穷人变富，使富人变穷。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国家就强，农、商、官三种人中就没有虱子。囯家长期强大而且没有虱子，就必能成就王业了。

【原文：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指农、商、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说民》】

这真是奇怪之论。他要这样反复折腾干什么昵？大约是要经过这样无休止的折腾，使人民无复冇安全之感吧。单个的、无保障、无安全感的自耕农是封建专制的天然基石之一。因为这些自耕农需要朝廷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面包，便不惜交出自由。“无恒产则无恒心”，这是孟子的发现。那么《商君书》的作者也就是要通过财产的“无恒”来实现人心的“无恒”吧？一群患得患失的人民，一群自感虚弱无力的人民，一群没有自信不能主宰自己的人民，又怎能不依附于国家听命于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国家去摆布呢？

不仅要剥夺人民的恒产，而且连带剥夺人民的自立能力，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说客的本钱在于嘴巴，隐士的本钱在于思想，勇士的本钱在于气力，手工业者的本钱在于两只手，商人的本钱在于自身的才智。他们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家，浑身都是本钱。他们把身上的本钱看得很重要，从而借此依托外国势力；带着这些本钱效力于私人门下。这样的人，尧舜也难以治好他们，所以汤武禁止他们，结果立功成名。

【原文：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抉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劝立而名成。《算地》】

韩非说，要剪断鸟的翅膀，才能使鸟驯服，让臣民不得不依恃国君的俸禄生活，臣民才会听话。这种思想，在《商君书》中已有了，而且比韩非说得更彻底。简直是要铲除人的一切谋生能力。如果天下人各有所资，当然不能辐凑而求食于君，君何得恃势而逞意？故专制之要务，在于剥夺人的经济来源，使万民除政府俸禄以外无所赖、无生机、无生趣，然后“坚者破，锐者挫”（见上文引），摧残天下之生气，摧残天下之民气，造成一犬儒世界，一奴才世界，一邪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