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兰亭论辩”大家应该还记得，你可知毛主席也如此关心，亲自写信给郭沫若。

毛泽东希望展开争论，但这场“笔墨官司”毕竟有些特殊，就同时给郭沫若写了封信：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一生喜欢《兰亭序》，并时常背诵和临摹。他曾对保健医生韩桂馨说：“《兰亭序》是王氏的传家宝，唐太宗十分喜爱，除令人临摹外，真品已被唐太宗带到昭陵的地下去看喽！”——看来毛泽东也觉得世传《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真迹，但他喜欢这个绝世珍品与它是不是“真品”似乎无关。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信发出五天以后，七月二十三日，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手稿影印全文。 高二适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讨论的扩大。《文物》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郭沫若、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人的文章，拥郭反高。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有个别学人著文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如严北溟、唐风等。一九六六年春， 广东的商承撰文《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从字体演变的角度，论述隶、行、草、楷等书体的发生、发展、成熟过程，驳郭文之误。因刊登在《中山大学学报》上，更因‘文化大革命’在即，论辨难以为继。 ‘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于一九七二年，在《文物》第二期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残卷字迹‘笔捺极重，隶书气味很浓’，称一九六五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批驳了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非伪的观点。此时，章士钊已九十二岁高龄，请高二适代写反驳文章，终因政治环境不允许而作罢。 一九七三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辨》一书，将郭沫若等十余篇主伪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上册，将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三人主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下册，旨在总结此场论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