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朝闻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你和我是平等的

郝劲松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2006年3月21日上午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5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5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他打了7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这么少，很多人不觉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回落在你的身上。”

“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我只是讨厌屈服

帕克斯是美国一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是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位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42岁的她厌烦了每天在生活中所收受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5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交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50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起码我试过了！

在电影《飞越疯人院》中，麦克默菲是一个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的安排下打针、服药。但他建议更改日程，因为大家想看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的要求是改变一项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规律，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

拉奇德小姐像是有些让步：“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

麦克默菲第一个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

大家都想看球赛，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一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力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力就只是一张纸。”

我问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