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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文史书画 《看看当年延安,你就明白为什么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无数人在欢呼》
看看当年延安,你就明白为什么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无数人在欢呼

“村长在哪里?”1946年,在位于延安不远处的一个山村里,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到。

村民们指向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正坐在土堆上,在暖和的阳光下纺毛线。

“他是怎样当选为村长的?”

“我们是去年选他的。”几个人回答。接着,一个村民以明显带着骄傲的语气说:“我们随时可以罢免他,现在我们有了民主的政府。”

斯特朗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她后来写道:“……这群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夸耀起自己的权利,却和美国人炫耀他们最富有的民主生活一样。”

中国共产党扎根延安的13年间,迎来过无数外国记者的造访,他们无一例外,都试图叩问黄土高岗背后究竟隐藏了些什么。毕竟,共产党人不仅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活了下来,还逐渐具备了问鼎天下的实力。

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留下了关于延安民主、自由、平等的斑驳记录。与一党独裁、腐败横生、压制舆论的国统区相比,中国共产党管理下的这座西北小城,就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乌托邦,一个明媚、美丽的新世界。

“我们需要这种自由”

杨步浩已经是选举老手了。当斯特朗1946年见到他时,他已经选了三次村长,还选过县人民代表和边区人民代表。

令斯特朗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在边区闻名遐迩的劳动英雄并不识字。

“你怎么投票?”斯特朗满腹狐疑。按照美国或者欧洲的制度,这些人是根本不可能去投票的,他们必须先经过识字测验。

杨步浩告诉她,每当投票,就会有人在窑洞外发给他豆子,然后他走进窑洞,那里有几只碗,每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将豆子投下即可。统计豆子时,所有人都一起看着。他很满意这种投票方式。

“投豆入碗”的办法,后来从延安推广到各个由中共控制的区域,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事实上,在中国,最早尝试采用成年人每人一票普选办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正式成立,它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里,代表各阶层的男女参议员,都来自于边区全体居民的选票。

1941年,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到总部一个更加严格的命令——任何城镇或区域的参议会当选代表,不得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这个制度被称为“三三制”。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斯特朗解释道,“三三制”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国民党所搞的一党专政制度,防止共产党员“不恰当地支配政治上不太开展的人”。

李鼎铭是“三三制”政府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开明士绅于1941年就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

“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和地主,你觉得你对政府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问道。

李鼎铭“像羊皮纸一般褶皱衰老”的脸上,顿时充满了微笑,看上去还有些自豪。他告诉斯坦因,自己在当选之后,第一次去窑洞见到毛泽东,便提出边区必须裁减军队和官员。这个建议显然很大胆,但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李鼎铭在参议会上将议案提了出来,并获得了通过。

共产党员们很快开始热烈地响应和执行“精兵简政”的方针,尽管,它出自一个非共产党员身份的地主之口。

“我毕生都在避开政治,”但现在,李鼎铭觉得,“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这样快乐过。”

斯坦因又对常住延安的英国人林迈可提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人在会议上公开说国民党政权比共产党好,那怎么办呢,会被捕吗?”

“当然不会,”林迈可说,“其他一些人会把他的话当做一个实际问题,来同他详细进行讨论。”

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据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介绍,他们的一些学生曾发表意见,认为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里所提倡的法西斯主义,对于中国有利。因为中国人民的文化程度太低,又不了解民主政治。

有趣的是,蒋介石的这本书,不仅在延安全文再版,印数还很大。延安大学的图书馆里也能找得到。而且,学生和老师还能在课堂上进行长时间的讨论,直到这些学生被说服,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教师们也能明白怎样改进他们的教学方法。

“我们并不害怕政治问题上的言论自由,相反,我们需要这种自由,因为它可以帮助阐明和普及我们的政策。”吴玉章对斯坦因说。

“党和党的工作人员赖以为生的不是税收,而是他们自己额头上的汗水”

1944年10月,《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造访延安。他注意到,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管理了一块烟田,他辛勤地耕耘着,所生产的烟叶足够党部所有人的消耗。而军队的总司令朱德种了一片白菜地。

“党和党的工作人员赖以为生的不是税收,而是他们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这让白修德惊奇万分。

在此前数年,共产党人一度被吃饭问题弄得有些狼狈。从1939年起,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1940年后,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更是完全断掉了。这也就意味着边区150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名中共干部与士兵,延安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负担过重,怨言四起。毛泽东甚至为此挨了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会议,一个炸雷打下来,当场劈死了在坐的某位县长。事后,一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大惊,准备把此人抓来审问。毛泽东连忙阻止,他告诫下属道,对于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他命人调查,问题很快搞清楚了——农民负担太重。

毛泽东决心改变这一切。1941年底,中共中央开始号召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无论军队、政府机关还是学校,一律发展自给经济,没有人可以享有特权。

在南泥湾,王震将军领导着他的359旅,在数年内开垦了35000亩荒地。这支1万多人的部队,随着一首名为《南泥湾》的歌曲,被所有人传唱与津津乐道。

一个县长告诉斯坦因,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今年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完全不用再依靠纳税人了。不仅如此,他们每个人还能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贡献出900斤左右的谷物,作为公共经费。没人对此有半句怨言,延安市长马豫章更认为,参加劳动对增强体质还有好处。

“官员必须帮助人民,并使自己适应环境。”他说道。

后来,“政府自给”的办法也推广到整个解放区。从1940年到1943年秋收,农民的粮食人均储量增加了两倍半,共产党人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人民的捐税负担从来没有这样轻过。这是由于军队、政府官员和学生亲自参加劳动的结果。”一位叫吴满有的农民这样说道。在减收公粮的激励下,他成为了著名的劳动英雄。

斯特朗也见证了这项措施的成果。她沿着山谷走了几英里,到一户住着两个窑洞的农家访问,当时是秋天,屋里粮食堆得满满的。这位翁姓农民高兴地给斯特朗算一些收入细账,由于赋税并不沉重,他只用一年时间,就攒出了两年的公粮。

“你谈收成和捐税都很直率,你在国民党时期是否也这样直率呢?”斯特朗问道。

“当然不,那时我害怕。”农民笑着说,“但这种新风气已经有12年了,我们可以随便说话。”

“他们是新中国的人”

1937年10月,延河岸边发生了一起枪杀案。一位年近三十岁的红军团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的一位女学生逼婚不成,恼羞成怒,在河滩上枪杀了她。案件很快调查清楚了,黄克功被关了起来,等候处理。

一周之后,站在陕北公学校园的山上,英国记者贝特兰看到了山下正在召开的审判大会。处理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位革命有功之臣应该从轻判处,另一派则要求执行死刑,双方都找辩护人发言。最后,死刑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在贝特兰爬过小山一个钟头后,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黄克功被枪毙了。

“处理太严了,”贝特兰旁边的人说道,“但是不能不考虑党的纪律啊。”

人人平等,这便是延安带给这些外国记者的另一种新鲜感受。在这里,共产党人没有国民党人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也没有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相反,贝特兰认为,“延安最吸引人的是,它普遍给人以蓬勃朝气和希望的感觉。”

下午五点,静谧的山谷里忽然响起一阵喧嚣,孩子们伴随着混乱和喊叫冲出学校,开始了自由活动,这是延安一天中最欢快的时间。

在城外的运动场,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看到,朱德在和大伙儿打篮球,洛甫在认真地骑自行车兜圈子,锻炼身体。场地的另一端,红军大学的学生和卫戍区战士们在演练战术动作。他们身着白色短裤和鲜红色上衣,衣服上的图案让海伦有些眼熟。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

“是米老鼠。”一个学生回答道。

1937年就来到延安的史沫特莱记得,有时她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还会提着一袋花生米。席间,外国朋友们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

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期间,史沫特莱试着教大家当时流行的交际舞。她后来回忆,朱德首先跳了起来,周恩来也走下了舞池,只不过他跳的舞步像是“一个人在演算数学题”,贺龙的节奏感最好。

很快,交际舞在延安蓬勃兴起,这也为史沫特莱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以至于有一回朱德邀请她再教一次,史沫特莱谢绝了他。朱德半开玩笑地说她怕事:“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

外国记者在延安还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毛泽东只是一个长者,与其他同志平等的一个人,他的话之所以有力量,只因为他的话往往是最正确的。

《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写道,比起蒋介石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毛泽东的脸活泼得多,而且有更多的笑容,他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他的听众。

毛泽东还在努力学习外语。1939年,埃德加·斯诺再次来访,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西行漫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开始没搞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原来是“Thank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禁不住大笑起来,并在后边再打了两个感叹号。

面对这批开放、乐观的共产党人,一位外国记者留下了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

的确,几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宣布了一个新中国的成立。数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伴随着他的挥手,山呼海啸。

出处:2015-12-03 爱历史

栏目: 文史书画
2015-1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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