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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几千年来鼓励生育的做法，在18世纪末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乾隆帝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逢十”的大寿。
举国欢庆的气氛尚未消散，礼部侍郎尹壮图的一份奏折，一下子将这位耄耋老人从盛世迷梦拖回现实。尤其是其中一句话，令他虽然又气又急，但又不得不直面： “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商民“蹙额兴叹”的事，就是“生齿日繁”带来的社会问题。这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几千年来鼓励生育的做法，在18世纪末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该怎么办？全中国、全世界都在看这位“十全老人”。而他也是一筹莫展。
第一个人口峰值
乾隆六年（1741年），清王朝进行了新一轮人口普查。相较之前以“人丁户口”为对象的统计不同，这次是要“会计天下民数”。无论男女老少，都要统计进去。看到14341万人的最终数据，乾隆帝又惊又喜：就在他刚接管这个帝国之时，“人丁户口”只有2700多万。不过几年光景，这涨得也太快了吧？
没错，不仅是清朝，这也是中国历代官方人口数据的第一个峰值。对于靠充沛劳动力打造盛世的农业国家来说，人多意味着可持续的繁荣。
乾隆帝很清楚，人口数据巨变，得益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以前统计的“人丁户口”只是16-60岁男子。现在把老少妇孺都算上，增加好几倍也正常。不过，接下来的事让他慌了神：只过了半个世纪，全国人口就步上2亿和3亿两个台阶，甚至奠定了今日中国13亿人口规模的基础。
对乾隆帝来说，这么多人，绝不只意味着三跪九叩的壮观场景，更意味着无数张等着吃饭的嘴巴。然而，赖以养活他们的耕地数量，却不增反减。官方数据显示，雍正十二年（1734年）是820万顷，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只剩700万顷。虽说新增垦田朝廷不予统计和征税，但根据现代学者估计，乾隆末年全国耕地数量不过1000万顷，人均耕地从雍正年间人均8亩降到了3亩。显然，耕地增幅远赶不上人口增幅。
人口数量为什么会涨这么快？多出来的人靠什么养活？乾隆帝百思不得其解。
全球化塑造超级人口红利
对于乾隆年间人口激增，史学界曾将摊丁入亩改革列为主要诱因。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历代帝王粉饰盛世的常用举措，就是“轻徭薄赋”，即减税。清王朝也不例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朝廷就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海内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粮税。”
简而言之，就是朝廷将西汉以来按人丁征收的丁税（人头税）进行了总额固定，即固定为康熙五十年的2462万丁，300多万两银子。今后无论人丁增加多少，人头税只收这么多。历史上将其称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雍正年间，干脆把人头税征税的渠道改了。以前还要数人头，现在直接摊到田亩里，跟土地税绑在一起征收。这就叫“摊丁入亩”或“摊丁入地”。对官府来说，征税对象固定，统计便捷；对百姓来说，如果没有土地，就不用交人头税，减轻了穷人的实际税负。
从有征税的那天起，纳税人就在琢磨着如何避税。当时规避人头税的最佳途径，就是隐匿人丁，使成年男子不纳入朝廷的户籍册，成为“黑户”。如今，人头税没了，继续当“黑户”就失去了避税的意义。于是，到乾隆六年全国人口普查时，许多“黑户”都借机转正。摊丁入亩对清代人口增长的意义，主要是“洗白”黑户，坐实存量。
然而，人头税的废除，不能直接刺激生育率增长。人头税的覆盖面，只是成年男子，而且人均税负远低于土地税。老百姓犯不上为避税而少生，也不会因人头税废除而突然多生。乾隆年间的人口激增，跟摊丁入亩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
乾隆年间的人口激增，当然离不开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大要素，即社会安定、自耕农增加、轻徭薄赋和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特别在那个医疗条件不发达、婴儿死亡率较高，又急需更多劳动力投入来维系生计的时代，多生孩子成了人们的必修课。这些要素历代都有，但乾隆帝似乎忽视了18世纪相对于前代的独特要素，那就是全球化。
清朝前期，人们并不懂得“全球化”的概念，却在深刻感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福音。比如金鸡纳霜和种牛痘的技术从西方引入，显著降低了死亡率。甘薯、马铃薯和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饿死人的案例少了很多。耕地增量赶不上人口增量，却能养活这么多人，靠的主要就是这些高产作物。
既然全球化催生了承载众民的超能力，那么乾隆帝何必为人口问题“蹙额兴叹”呢？
“人多力量大”背后的生育危机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漠孤烟的北方，地广人稀；鱼米之乡的南方，地狭人稠。这个印象似乎没错。不过，在乾隆时代，南方的人口增幅真的比北方大吗？
按照美国学者全汉昇和王业键测算的数据，1761-1850年，全国人口增长了117%，江苏和浙江却分别只增长了91%和95%，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太湖流域的州县，人口增幅只相当于江苏、浙江全省的2/3，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3‰左右。
按说，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江浙，民间理应有财力养活更多的孩子。为什么人口增幅反而低于全国呢？
早在明朝后期，冯梦龙就提到：“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冯梦龙提出的这个“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好”的主张，其实就是针对江浙地区地狭人稠的现状而论的。
到了乾隆年间，人口问题已经成了影响生活质量的大麻烦。常州人任启运深有感触地指出：“身生子，子又生孙，齿日繁，粮日困，亦必然之势也。”像洪亮吉、汪士铎这样的江南学者，更意识到人口增长导致的生活贫困和社会动荡。他们的一致结论是：要想避免生活水准下降，由富返贫，就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这些主张虽然没有打动皇帝，却让许多江浙地区的富裕阶层接受。于是，一些减缓人口增长的“高招”就冒了出来。
溺女婴，是江浙地区的民间恶习。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性别比失调。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嘉兴府1769年的性别比高达138.3，1789年为136.5，1799年为136，始终处在失调状态。男多女少的性别分布现状，只能让许多男性推迟婚期，甚至催生嫖娼或男同。清代江南地区不仅嫖娼之风盛行，而且男同性恋现象成为士绅阶层的公开时尚，导致男性不婚、不育的意愿和比率提升。
“养儿防老”本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生育观念，但在清代江浙地区发生了变化。一些富裕起来的阶层，反倒坚信有钱就能养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生育意愿。正如李渔在小说《连城璧》中所说，“银子就是儿子了，天下的儿子，哪里还有孝顺似他的”。
江浙地区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给婚姻大事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结婚成本太高。康熙年间江浙学者陈确，为子孙规定的婚娶费用标准，是男子娶妻40两，女子陪嫁30两。要知道，陈确的生活还算简朴，这个费用标准充其量只是江南小户人家的档次。
除了办婚礼、送彩礼之外，很多家庭都要为新婚夫妇置办新房，费用至少又要几十两。相对于年纯收入只有三五两银子的江浙工农来说，不啻于倾家荡产。许多人只能晚婚，或者干脆不婚。
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人头税废除后，人丁管理失去了计税意义，便不再严格。许多工匠、商人的流动性增强。他们外出打工做生意，无暇顾及婚事，或长期远离家乡的妻室，婚期和孕期都会推迟。二是堕胎、避孕和绝育方法的使用，在乾隆时代的江浙地区，范围远比想象的要广泛。
如果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能保持年均3‰，恐怕中国不会人口增长过快，也不会有19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可是，现实并不简单。
富裕的地区，人们不敢生，不愿生，而在湖广、河南、直隶等生活质量相对较低的省区，生育率又比较高。他们为了养家糊口，有的成群结队进入四川、两广等人口稀少的区域垦荒谋生，有的进入深山老林，伐木造屋，开荒种地。可是，这里的土地贫瘠，亩产较少，食不果腹。他们本可依靠工商业发财致富，改善生活，但朝廷对矿产开发和海外贸易的限制，使他们开辟新职业的渠道狭窄。
于是，有些人选择了信教之路，跟着白莲教起义跟朝廷分庭抗礼；有些人选择了破坏之路，用掠夺式的开发满足一时之生计，造成了长江中上游的生态灾难。无论是哪条路，带来的恶果都难以挽回。
富省少生，穷省多生，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令乾隆君臣不知所措，无法为这个死结找到破解之道。他带着这样的心病离去，而留给后世的，仍然是一道难解之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转自：财经国家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