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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被日本学者称作“日本的孔夫子” 朱之瑜，号舜水，晚明启蒙思想家。少年时代，他就抱有经世之志，积极关心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安危。中年以后，目睹明代末年“国事日非，世道日坏”的现状，遂绝意仕途，多次辞却朝廷征召。在明清政权交替之际，他积极参加抗清斗争，颇具民族气节。他为了不做清朝顺民，于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再次东渡日本，先寄居于长崎，后定居于江户（今东京），直到去世。在流寓日本的20多年，朱之瑜深刻总结了明朝覆灭的历史教训，猛烈抨击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制度，尖锐揭露了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着力倡导了以“实用”“实功”“实行”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同时，他努力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被日本学者称作“日本的孔夫子”。 梁启超曾对此予以评价说：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舜水》） 朱之瑜去世之后，日本学者曾在其生前住地“驹龙别庄”建立祠堂，以示纪念。 批判封建制度弊端，提出经世改革思想 朱之瑜在对明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总结分析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弊端。他指出，明朝覆灭的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和经济崩坏，而政治腐败和经济崩坏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封建官僚士大夫的腐化堕落，恶贯满盈。他说：崇祯末年，缙绅罪恶贯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说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势；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总之，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朱舜水集》第1页） 他认为，明朝的灭亡，实由士大夫所致之。朱之瑜指出，封建官僚士大夫不行辅君治兴利除害之政事，专营图谋私利、欺君害民之邪恶，他们的腐败无能和残酷剥削，败坏了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破坏了封建社会秩序，激化了整个社会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权覆灭。朱之瑜进而指出，封建官僚政治的种种弊端，都源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同时，朱之瑜在对明朝灭亡的分析中，亦看到了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失其民也”。民心的向背和民众的力量，决定着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 基于对封建官僚罪恶的揭露和众社会作用的认识，朱之瑜提出了他的经世利民的社会改革思想。朱之瑜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民众是社会的根本和基础，只有重视利民爱民，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社会。 朱之瑜指出，治理国家社会的大道，在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有“民之所欲与之，民之所恶勿施尔”，利民富民，才能获得民心。他认为，要实现利民的社会改革，必须节富补贫，更化善俗。对于富民要以礼节之，抵制豪华奢侈之俗；对于贫民则要省耕省敛，减轻他们的赋税负担。朱之瑜的这一主张，反映了民众摆脱疾苦的愿望。 继承孟子的“仁政”思想，但又不空谈仁义德政，而是以功利为基础，以社会改革为内容朱之瑜继承了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学说，指出统治者要“常怀一点爱民之心”，关心解决民众疾苦。他说：“常怀一点爱民之心，时时刻刻皆此念充满于中，自然事事为百姓算计；有一民不被其泽，便如己溺己饥，安得无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第381页）他认为，为政者只有常怀爱民之心，实现利民仁政，才能保证政权巩固。所以，朱之瑜认为，人人都应相敬相爱，“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是他人皆当爱，皆当敬也。”（《朱舜水集》第342页）但他并不空谈仁义德政，而是以功利为基础，以社会改革为内容，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启蒙意义。经世致用的改革思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朱之瑜在揭露了封建官僚的残暴罪行后，又提出了“兴教任贤”的社会教育思想。他说：“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舜水集》第501页）教育的作用，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人才的培养，关系着政权的存绝。朱之瑜认为，兴教任贤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方面，教育首先要加强传统儒学的宣传、教化。他说“敬教劝学”为“古今天下国家第一义”，“自古以来，末有圣教兴隆，而国家不昌明平治者”，又说：“近者中国之所以亡，亡于圣教之堕废。圣教堕废，则郁郁葱奔竞功利之路开，而礼廉耻之风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国之所以亡，则知圣教之所以兴矣。”（《朱舜水集》第183页）他认为，加强儒学传统道德教育，是治理社会不可缺少的方法。朱之瑜的教育思想，并不是仅注重于儒家道德的教化，而是将儒家道德的教化，具体融合于治国安民的事业之中。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非常注重教育改革，这不能不说与朱之瑜的“兴教”思想的影响有关。 揭斥理学空疏陋习，倡导实行实理的思想 朱之瑜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陋习，提出了实行实理的为学思想。 他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朱舜水集》第369页）。传统儒学的圣贤之道，其核心在于关注社会人生，切近人伦日用，贵在实行实用，重在有功于世。故他提出“日用躬行即是学”，“躬行之外无学问”的观点，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行”说。朱之瑜认为，惟有实行，才能见实功，为学不必如理学所言先明义理然后践履，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的，道理即在眼前，实行即见实功。 朱之瑜在注重实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实理的思想。他认为，宋儒理学脱离现实事物，空谈天理性命，不合圣贤之道，背离儒学本旨。因此，朱之瑜提出了“实理”的思想，指出圣贤所言的理，并不是形而上的精神本体之“天理”，而是现实具体事物的道理，它就存在于彝伦日用之际，衣食住行之间。 他指出，圣贤所言之理，即存在于客观现实事物之中，是“实理”，而宋儒将现实事物道理每每说向极微极妙处，并称之为“天理”，结果导致圣人之道绝于世。故他说，孔子所言的只是在“日用之能事，下学之功夫”的现实道理，而不去“说玄说妙，言高言远”，讲所谓“天理”。 朱之瑜提倡实理实行，明白易晓地指出圣贤之理，即在彝伦日用之间，实行即知实理，即有实功，坚持发扬了传统儒学舍虚就实、切于日用的务实精神，批判了宋代理学末流空谈性命、坐而论道的空疏陋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日本文化的特点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务实，用朱之瑜的话即重实行，中日交流的痕迹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他的经世实功思想，促成日本的儒学形成了以经世治民为要、不务空谈虚论的学术特点 朱之瑜的社会启蒙思想，是清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他的思想对中国清代的社会文化发展直至清末才产生影响，但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曾说：“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舜水》）朱之瑜的社会启蒙思想，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而言，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大业，感化了日本的社会道德。朱之瑜的实行实功思想，就学术文化发展而言，促成日本的儒学形成了以经世治民为要、不务空谈虚论的学术特点。特别是日本的儒学派，如安东省庵、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德川光国等，或受业于朱之瑜，或切磋于朱之瑜，而他们的学术思想，又推进了日本儒学的发展，因此朱之瑜的启蒙思想，对中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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