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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的炮轰 1965年2月，江青去上海。她的使命就是寻找适当的机会预埋意识形态的导火索。 毛选择的煽起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的契机源于六年之前。其时他号召党员们效仿明代官员海瑞，其中就有名叫吴晗的一位著名学者写的一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人议论吴的剧本，其中就包括江青，说这部剧是寓意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的遭遇与彭十分相似。毛赞赏吴的作品，一开始并不同意这种指摘。但是，到了1965年初，他意识到了该剧作的用途。 吴晗并不只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还是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也是彭真的一个被保护人。彭既是首都的市党委第一书记，又是中共的全国性机器的核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实际上的副总书记。 在上海，江青吸收了一名叫姚文元的激进左翼文人到她的麾下服务。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姚假装生病，躲进一家疗养院去工作，以完成江青交托给他的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宣布吴的剧本是一株“毒草”。这篇文章的撰写用去了整整一个夏季。期间十易其稿，其中三次由毛亲笔修改。 1965年11月10日，当彭真与吴晗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旅行时，姚的文章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文汇报》上。按照毛的指示，文章并没有与彭德怀直接联系的资料。相反，姚指摘吴晗把海瑞对农民的支持以对个体耕作观念的同情的方式加以刻画。他宣布说，该剧因此应被看做“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其影响极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刘少奇选择远离彭真 在中共北京市委内部，姚的炮轰引起了恐慌。 11月28日，周在北京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在听取了彭的同事们的反对意见，说姚借助于“辱骂与敲诈”的手段之后，周便下达指示说，在这类笔墨官司上，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两天以后，经周的赞许后，姚的文章连同为达到这一效果的一篇编者按一道，最终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上。 在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发表期间，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宣布解除杨尚昆这位领导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职务。借口是杨曾在1961年组织了对毛的专列的窃听。杨的位置由汪东兴所取代。 四个星期以后，又一名高级官员遭打倒。当林彪成为国防部长时，毛指派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但是这两人在解放军究竟应当是一支基本的职业军队还是一支政治力量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罗还劝说林应该“多多休息”以保持健康。当这个问题被提到政治局常委会上时，在林的敦促下，毛同意将罗挂起来，并由周恩来和邓小平组织一个“调查组”，以“说服”罗坦白他确曾打算让国防部长靠边站。 这样，到1965年12月中旬时，毛的高层同事们都在努力想搞清楚所发生的一系列无法解释清楚的事件。对于刘少奇个人而言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从11月底开始，他疏远了彭真。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毛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 就在圣诞节之前，毛在杭州对陈伯达及党刊《红旗》杂志的一个激进派小集团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吴晗剧本《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其标题的后两个字“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毛说，“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一声明的重要性在于，这意味着吴晗的问题在未来将不会仅仅被作为文学上的问题而会被作为政治上的问题来对待。 1月份呈现出胶着状态。毛的谈话甚至在政治局内也尚未公开。当陈伯达的班子里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首次详细披露(未提供消息来源)了这一爆炸性的信息，主席认为吴一直寻求为彭德怀翻案时，彭真指使宣传部封锁舆论，但他无法彻底制止对吴晗的攻击。2月份又传来一些坏消息。在林彪的唆使下，江青开始在解放军的文化工作部门推行一场新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运动，意味着这一场反对吴晗的运动就要加快步伐了。 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为对抗艺术界的修正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彭真的提议下，这个团体通过了一个处理意识形态争论的新指导纲领。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二月提纲”肯定了“在以毛泽东思想为一方，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另一方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而且也承认吴晗犯了政治错误。但是它还坚持说，正如周恩来在上一年11月时所提出的那样，学术上的争论应该用学术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2月8日，彭和小组其余成员飞赴武汉向毛汇报。主席没有明确赞同“提纲”，但他也没有说出任何反对意见。接下来的几星期中，还有一些小的骚动。毛抱怨说，《人民日报》只是一家“半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他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发牢骚说，彭真把北京市搞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还有更加令人担心的事——倘若彭真了解到，在江青和解放军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之后起草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得到了毛的赞许，而这份文件中说，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一直处于一条与毛主席的思想截然相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专政之下”。既然彭真自1964年7月以来一直掌管文化工作，他就会受到牵连；由另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掌管的中宣部也会受到牵连；更为广泛的是，自1949年以后的全部文化机构也在其中。文件首次明确显示，现存的文化价值将遭到全盘否定的前景。 毛选择曲折方式的考虑 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毛一直等到3月底，当刘少奇为期一个月的出访亚洲成行之后。毛此时泄露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他想看到“二月提纲”在“模糊阶级阵线”的基础上受到批判。他宣称，吴晗及其一类的知识分子是“学阀”。受到彭真这位“党阀”的庇护。他威胁说，不仅要解散彭的“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要解散他称之为“阎王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直至于北京市委本身。 毛的观点由康生对4月9日由邓小平主持的一次书记处会议正式作了传达。这次会议决定，将这一情况交由政治局全体会议去作出决定。两个星期后，刘少奇从出访的最后一站缅甸回国，便立即被召唤直接去杭州，由毛召集的一个宣布彭真命运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等待着他的出席。毛在那里通知他说，彭真一伙将被打倒，而且要在毛不到场的情况下，由刘本人在下月北京将要召开的一个扩大会议上传达这一结论。 这次会议自5月4日开始，历时三个多星期。 康生，接着是陈伯达和上海市的激进派领导人张春桥，再次扮演检举人的角色。康生宣称，“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存在，表明了修正主义就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内。反党集团成员必须公开予以批判并调离岗位。林彪夸大其词地谈到“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和“火药味”。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它是日后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发动)无产阶级文化的大革命(简称‘文革’)”的第一个官方保留文件。通知宣称，中央的政治问题，是“执行还是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有彭真一伙是叛徒。还有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必须加以清除。 通知宣称废除彭真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成立一个由陈伯达任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和另外两人为其副手的同名团体，康生是顾问。 因此，到了1966年5月中旬，毛已经将其苦心经营的剧变的宏大目标广泛地告知了全党：解除妄图出卖社会主义事业的“走资派”的权力。他已经绕过政治局和党的主流指挥体系，另建了一个司令部去指导这一革命，这一指挥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在1962年开始聚集到一起的激进势力，并恰好构成一个五点梅花形——林彪不在其内，毛对林另有安排。但是，就连最接近他的那些人也始终难以弄明白，为什么他会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着手进攻。 提前预警的信号 还是有一些预警的信号本来应该能够昭示领导层，最近的这场运动将与毛以往发动的任何运动都有所不同。争论所用的语言更多极端化与情绪化的指责。毛对江青以及亲信们的使用。林彪曾以其政治上的一名反对派毁谤其妻叶群——宣称他们结婚时她不是一个处女——为由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5月份还有另一个事本来也可以提醒刘少奇小心。 姚文元又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一次他所攻击的不仅是吴晗，而且包括吴的两个同党——有段时间里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1957年时毛曾经由于他未能发表“鸣放运动”的文章而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还有一位名叫廖沫沙的小说家——60年代早期曾经在每星期一次的杂文栏目《三家村札记》上工作过。姚文元宣称，该栏目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和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的“指桑骂槐”的方式含沙射影地进攻。 姚的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倘若彭真这位政治局委员可以设置一条反对主席的文化政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话，倘若一小撮党内作家能够在四年时间里在首都的公开印刷物上不受惩罚地冷嘲热讽的话，那么由毛安排负责党的事务的刘少奇为什么对阻止这一切无所作为？ 据《毛泽东传》 文/[英]菲力普·肖特 译/仝小秋、杨小兰、张爱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