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今天，春节已经被现代革命到如此简陋，它基本的功能也没有彻底丧失。在中国，关于生命、人生、终极价值等的教育不是在教堂里通过对教条的理解、解释来进行。中国的教育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仪式、过程、环境来进行的。教育就是生活，文化就是生活。

春至兮归我故乡——春节记

文｜ 于坚

在中国，当皇历翻到春至这一天的时候，春天就不远了。春节在中国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我曾经在春节前漫游过乡村，男人在宰杀年猪、糊春联，女人在厨房里炸年糕，许多人已经穿着新衣服走村串寨了，炮仗声时断时续，等待着更猛烈的爆发，一辆拖拉机在村口停下，又一群在外地做工的青年男女回到老家，他们跳下来，拎着大包小包，在故乡的泥巴地上使劲跺几脚，各自回家。远远地有人在喊着谁的小名，儿童撒着欢儿跑过来了，一村的狗都猛烈地叫唤起来。河流上传来坚冰碎裂的声音，乌鸦和喜鹊精神抖擞地站在就要发芽的枝头，大地明媚，某种东西逐渐在走向明朗……这是归故乡的时刻，这是开始的时刻，这是欢乐温暖的时刻，这是希望的时刻，这是团结的时刻，这是感恩的时刻，这是宽恕和解的时刻，这是落叶归根的时刻……

现代社会把西历一月一日作为一年的开始，离万物苏醒的日子还有一个多月，多么不自然哪，满天飞雪，冰冻三尺，谁都懒得动弹，孤独、绝望、迟钝的寒夜。一月一日其实是个乏味的节日，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奉行了这么多年，一月一日还是没有什么相应的风俗被培养起来。不错，各国的元首在这一天要发表新年文告，但大多不过是些干巴巴的旨在号召“开门红”的陈词滥调而已，与大地和风俗毫无关系，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春至，那什么都不用说，大地微微暖气吹，春和景明，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于是父亲开始构思春联置办年货，母亲准备着新衣裳和压岁钱，祖母盼着孙子回家，游子们开始盘算路费了……记得在我童年的时代，我父亲每年春节前都要创作一副春联，还记得他坐在桌前反复修改对联草稿的样子，暗暗与邻居比试着呢。而墙头的迎春花悄悄地一簇簇亮起来，天一日比一日亮得早，令人心里一阵阵地高兴，感觉好日子就要来了。在我父亲这一辈，春节已经开始革命化了，许多繁文缛节已经取消，就是贴个春联，也要小心构思，不能出现影射什么的内容，否则有人告密的。春联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社会最后的一点可以自己做主发表的创作自由了，因为春联的意思被视为反动而被处理的事情时有发生。我记得我家附近有个馆子叫佑兴园。有人就贴大字报说“佑”就是右派，希望右派兴，那家饭馆的经理就倒霉了。一般都不再自己创作春联了，都是照抄报纸居民委员会发下来的革命春联。我父亲是个才子，风华正茂，好自我表现，总是要自己创作春联，当然他知道写什么才可以贴出去。他喜欢写古体诗，他的同志戏称他为“小陆游”，他在“文革”中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夜之间头发白了。我至今记得的我父亲的作品只有一句上联，叫做“红太阳光照小楼千红万紫”。他亲自书写，他在故乡多年研习书法，字写得很好。如果他的春联得到节日前来串门的亲戚朋友的夸奖，我们一家就很得意。虽然国家一直在移风易俗，但旧风俗还是有些残余。我记得每年春节前要做的大事就是搞卫生，那可不是随便抹抹洗洗，不仅家中所有的被单要洗过，并且还要粉刷墙壁揩擦门窗，给窗户换绵纸。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窗子是雕着梅花蝙蝠的格子窗，没有玻璃。这些事利用业余时间得干上一个星期。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洗衣物就是用木制的洗衣板，母亲是洗衣服的主将，她坐在衣物堆积如山的大铝盆前面，双手搓得通红，空气中弥漫着肥皂的气味。到黄昏，大院里就红红绿绿地晾起来，就像舞台的幕，我们在被单之间钻来钻去地闹着，放炮仗。刷墙每家都要搞，都要用石灰浆把各家的墙刷上一遍，那时候因为做饭都是烧煤炭，一年下来，墙壁总是黄而发暗。公家支持刷墙，这被算作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部分，公家用砖头在大院里砌一个石灰池，派来工人，工人穿着黑色的水靴，把水往石灰堆上一倒，石灰就咝咝地冒起烟来，那场面就像化学试验，等石灰熟透，各家就用桶把它一桶桶提回家，移开家具，用竹竿绑个刷子往墙上刷，这是非常痛苦的工作，皮肤会被石灰咬得红肿，还弄得满身都是白浆。刷一遍是不行的，得刷三遍，墙才会白起来。但最后，房间一间间明亮雪白，焕然一新的时候，全家人心里都跟着亮堂了。这个工作使我对焕然一新、永不生锈的未来非常期待。我觉得未来就是一个不用在春节前痛苦地刷墙的社会，现在的建筑材料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自己刷墙已经成为传说了。卫生打扫完毕，家里散发着衣物和石灰的新鲜气味，墙壁亮堂堂，就开始准备年饭。年饭很容易准备，那时候没有多少吃的，节日就是四大菜：红烧肉、宫保肉丁、香酥肉、回锅肉。而且这些菜都是公共食堂提供的，自己家里很难做的，需要许多配料，大多没有。年夜饭也就省了许多事，但除夕的黄昏家里也还是洋溢着食物的香气，我们兄弟妹三人不时到厨房那里晃悠，瞅着母亲没看见，就偷一块什么吞下去，笑着跑掉。到大年初一的早上，我自然会在枕头下发现压岁钱，很少，也就够买两串炮仗，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大人的单位也搞点联欢活动，孩子们也可以参加，像猜谜语、打篮球、大合唱什么的。鼓励竞争，赢的人就有奖品，这种活动令孩子内心产生欲望，拼命想得到更多的奖票。我记得那时候昆明春节最大的联欢活动是省政府举办的，一张票可以进去一家人，当然都是干部，那里面的活动的奖品有些是苏联进口的。我父亲在省政府工作，我的几个表兄弟姐妹一到春节都渴望能跟着我家的那张票混进去，但经常被发现，不知道那些守门的军人是怎么看出来的，也许他们的穿着和神情与那些喜气洋洋大摇大摆往里走的干部家属太悬殊。我记得我的一个表哥被挡在铁栅栏门外面，两手抓着栏杆，绝望地望着我，我给他的安慰是保证把我得到的奖品给他一半。那时候没有电视，春节就是搞卫生、吃年饭、联欢，就没什么事了，大街上红旗招展，贴着标语。那时候邻居同事彼此串门是很小心的，说话要注意分寸，因为就是说梅花的事情，也会被人联想到香花毒草。都担心别人靠不住，也就少去串门了。春节前我印象最深的大事，就是要枪毙一批犯人，街头总是要贴出白纸黑字的布告，那些被下令处决的人的名字上画着红叉。幸运的是那时候放炮仗还不禁止，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炮仗，一个一个地放，可不敢一串地放，从第一个放到最后一个，也可以放三四天。到第六天还有人放响一个，他就是老大了。最后一个炮仗响过，春节就结束了。

在我祖母的时代，春节就太烦琐了，真正是繁文缛节。我父母这一代人有些依稀的记忆，我这一代人就不知道了。前几天买到一本《清俗纪闻》，是日本人在两百年前向在日本经商的中国商人采访记录下来的，可算是田野调查。读者说，是“了解中国清代民俗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日本人明治维新后受到西方影响，学会了工具理性的实证方法，他们开始搞人类学了，把中国风俗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客观地显微了解，这与过去把中国作为老师来顶礼膜拜是不同了。作为中国人，我也得从这本书中了解春节。这本书说，从老年十二月八日喝腊八粥的时候春节就开始进入序曲，十二月十五日后就要谢神，向神献上三牲鲜果，感谢神这一年的佑护。到二十日，就要打扫屋宇，除去尘埃，二十四日要送灶神上天回家。要向亲戚送年货，除夕要贴春联、门神、桃符、吃年夜饭、守岁；大年初一要礼拜天地，感谢天地生之大德。要参拜宗祠里的诸神和祖先。要供上年糕、点心、茶饭、酒等等，要去寺庙里烧香敬佛。要试毫，以红纸张书写吉祥词句。初三要吃春酒，宴请亲戚朋友。正月初七是人日，感谢人类的诞生，要用秤举行称量体重的仪式，谓之称人。初八是谷日，初九是豆日，初十是棉日，都有相宜的活动。十三是上灯，十五是元宵，十八是落灯。以此书所记录的算来，春节从开始到结束，大概要持续一个月之久，而且这是在日本的长崎向在那里做生意的中国商人询问采访得来的，而不是实地调查，关键细节毫无疑问有许多遗漏不实，就是这样，春节也够漫长烦琐的了。如果不是这样的春节，中国又怎么会产生《红楼梦》呢？

现在的春节很少有人再构思写春联了，知识分子大多数写不来不说(过去写对联可是每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课。就是当官的，也得首先玩熟文房四宝)，并且现代公寓的防盗门也不适合再贴这东西。贴上去这家就显得老土老土的，而土在今天中国，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就是有迷信的为了辟邪贴个门神在防盗门上，也很难贴牢。土东西只能粘在土东西上，人造的钢材什么土玩意也粘不牢的。有一年我在家门上贴个倒过来的“喜”，出门两天回来已经掉到地上，被人踩了几脚。弄得我心里忐忑了很久，觉得这一年要倒霉。以后干脆就不贴，心里还踏实些，春联这事也就省了。卫生也不需要怎么打扫，现代建筑家具用的材料都是日日新的那种，玻璃啦、钢材啦、瓷砖啦，拒腐蚀，永不沾，卫生嘛，几小时也就清洁得差不多啦。各单位传统的联欢也不大搞了，因为现在在公家单位上班的人越来越少，私营企业没有这个传统。电视节目成为春节的总导演，全国收看一个台，更有利于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所以春节就更简易革命化了，和元旦差不多，只是电视节目的内容再热闹些，大吃大喝、麻将、扑克再延长几日而已。可就是这样删繁就简，过春节依然是中国老百姓的头等大事。“如果在年三十回不到老家过年的话，那就是天塌下来！”(这是某报纸的记者在报道中说的。)

与古代从容不迫地一日日一样样从序曲开始走向高潮又逐步结束的春节不同，如今的春节越来越过得跟大逃亡似的，每年时辰一到，就有点兵荒马乱的。人们不是过春节，而是逃向春节。人们倾巢而出，挪窝的方向都是从新巢挪到老窝里去，回故乡！就是城里人也倾城而出，所谓“旅游”，其实也是挪窝，城里人的弃家“旅游”与乡下人“回乡”有着共同的方向，那就是他们都要回到一个可以过春节的“故乡”去。元旦、五一什么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过，但过春节你就得回老家、回故乡。离除夕还有十多天，整个城市就开始人心惶惶起来。家在城里的，大家见面，问的都是春节要到哪里去，好像如果你到了大年初一还继续待在家的话，就要无疾而终。守卫边疆的士兵和特殊岗位的职工在春节不回家，因此成为人民心目中最无私奉献的大英雄。租车行和旅行社价格暴涨。人们扛着、提着、背着、挂着、拖着、抱着各种包袱，摩托、单车、卡车、客车、小汽车、轮船、火车统统膨胀超重，洪流般的大军都是向郊外去的，“春节在别处”。交通开始瘫痪，满街都是魂不守舍慌慌张张的人，维持教育了一年的交通守则被自动废除，人们蜂拥穿过马路绝尘而去，全城的警察都站在街头执勤也无济于事。传统的集市在某些地段自动恢复，似乎大家早就厌倦了超级市场干净卫生的购物环境，渴望着过去民间赶集的那种脏乱差。那些临时的年货街熙熙攘攘，漫漶到大街上，水泄不通，里面卖的都是土特产，而且越土的东西卖得越贵，抢购的人越多。许多家庭主妇的目标是要买到一只土鸡，买到陈年的腊肉、老牌的酱油、腌卤，买到来自老家的物产。越古老、越陈旧、越传统、酿制的时间越长久的东西越受欢迎。某种小时候吃过的麻糖被老乡从村里带来了，立即被抢购一空。那些被城管局赶出去的乡村小贩乘虚而入，大卖土特产品，核桃、八角、花椒、草果、花生、板鸭、咸菜、干果、米花糖、冰糖葫芦……还大声喊着，都是高科技的原生态产品！什么原生态啊，不就是故乡几千年一贯的特产，都忘了？没有人会在春节的时候买麦当劳、肯德基回去做年夜饭，除非他已经时髦到不省人事了。机关没人上班，人家都说，过了节再来，过节是头等大事，什么计划进度报告指标先撂一边去吧，就是天塌下来，也得把春节过了。那些家在外地的，已经悄悄溜号了，同事们宽容地心照不宣，就是过去为琐事而斗得你死我活的，也三缄其口，不再抓小辫子了。大过年的，还斗什么呀，大家都这么说。黑社会解散，老大得还家尽孝。红灯区歇业，小姐归乡探亲。来自穷乡僻壤的保姆们跑掉了，背着沉重的冒牌登山包挤上长途汽车，就是没有座位，站十个小时才回到老家也在所不惜。医院里的病号没有了那些乡下来的临时看护，一片恐慌，看护们就是增加三倍的工资也不愿意留下来。一些地段垃圾成堆，搞清洁的小伙子跑掉了。昔日赚钱赚疯的铺子纷纷关门大吉，走在街上，时时听见卷帘门哗啦落下的声音，令无处可去的孤零人阵阵心寒。大部分报纸都休刊停办了，所有的报刊亭关着，在这样一个视媒体、宣传工作如命根子的时代，这真是了不得呀！春节，真个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挤满了就要离开的人们，那个争先恐后、万众一心、唯恐逃不出去的场面真是惊心动魄。最典型的是深圳，这个中国最现代化、生活设备最先进的城市(我最近曾经去参观，那里已经出现了世界最最最前卫的住房，材料全是特殊玻璃和不锈钢的，真是千年王国，永不退色的焕然一新！还有电脑控制的开关，厨房里的设备聪明到你躺在床上就可以自动做饭)，一到春节，就几乎成为空城一座。有一年春节前我在长江边采访，那些码头被乘客踩到都沉到滚滚江水里去。轮船一到，码头上那个人头攒动、那个鬼哭狼嚎般的叫喊，都怕大年三十回不到家。几乎所有轮船都超载，卫生间、过道、甲板都挤满人，完全是一地狱！最悲壮的归乡故事也诞生了，只差有个叫荷马的盲人来传诵：曾经有几个湖南民工，在春节前把一位死去的老乡的尸体从广州运回湖南去。想想吧，从人口密集的广州运到密密麻麻的湖南，就是活人运过也要脱层皮，他们是怎么运的！是否买得到车票，成为悬在许多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许多人为了买到回老家的车票不惜在空气污浊，拥挤着各种行李、人群的售票大厅里等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中国的票贩子最热爱春节，在这当口，他们总是可以高抬票价，大捞一把。我在除夕看到的最后一条新闻是：“滞留昆明的旅客强行冲上飞机。”(昆明《都市时报》2月16日A5版)终于，挖掘机、吊车集体熄火，所有的工地都安静下来，人去楼空，只有几个豁出去的留了下来，孤零零地烤着火。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骤然间一条条死去，大风吹起来，令那些留下来的人心里空落。到大年三十晚上，中国的大街空无一人，都在家待着了，这时候还在大街上游荡，要么是孤魂野鬼，要么在执行特殊任务。据统计说，春节前后，中国有18亿人次曾经“在路上”。那是怎样巨大浩瀚的“在路上”啊！上帝如果在天上看见这几日的中国，必定目瞪口呆。一个地球上最大的正在移动的蚂蚁窝，飞机、轮船、火车、汽车、步行，滚滚洪流泛滥，朝向四方，梵蒂冈的弥撒、麦加朝圣也没有这样浩大。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运输活动，国民经济为此要来上几个大趔趄，大地要为此被踏平三尺，扬起狂灰。这是一场巨大的尤利西斯式的返乡运动，如此非凡的麻烦、艰苦、折腾、搬运、等待、颠沛、前赴后继……为的只是回到老家，吃上一顿团圆饭。似乎一到春天，中国就有一个叫“春节”的摩西引领着人们，抛弃一切，分开新世界的水泥和大海，回到大地之上的故乡老家去。

二十世纪流行的是“生活在别处”，人们背井离乡，到上海去，到巴黎去，到纽约去，到深圳去……前往最现代化的地区去追求他们公认的天堂生活，但他们在除夕之夜必须回到故乡，回到他们在春天断然离开的穷乡僻壤。回到顽固守旧的父老乡亲的老宅里。人们不是已经抵达了新世界了吗？高楼大厦、电梯、卫生间、煤气、电器齐全的现代厨房、高速公路、“英格兰社区”、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名牌……为什么还要长途奔波，遭遇那地狱般的“在路上”的磨难，回到他们的起点，回到贫穷的故乡，回到所谓的“原始世界”？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纽约和巴黎的人们没有这种“春运”。离开故乡到外面谋生的人们倒也罢了，对亲人的思念等等，都可以解释。奇怪的是，那些就定居在我们苦心经营的现代化天堂里的人们，为什么也在春节要离开天堂，到“地狱”那边去，到大地上去，“越原始越好”，许多旅游者这么说。人们为什么要放弃他们苦苦营造的天堂？

过去中国创造世界的时候，是“道法自然”，把世界作为“故乡”来建造的。而不是根据乌托邦来改造旧世界，与大地和存在斗争，创造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中国人“道法自然”，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大地是一个天然的故乡！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意思就是把自然、生命、存在视为生养生命的父母，视为故乡。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孝。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不只是现在解释的什么财产无人继承，而是不孝天地，不道法自然，不感激天地赐予生命之大德。不仅生命，文明也是大地启示的，所以伟大的汉语诗人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西方不是把世界作为“故乡”来创造，不是顺天承运，而是改造这个地狱世界为进入天堂作准备，在西方思想中，大地只是权宜之计，“只不过是无数经验搭起来的通往天堂的阶梯”，西方认为：“文明是从黑暗向光明的过渡，它是将一切未知、无理和含混加以认定和清理，使其为人所用的改造过程。”(丁·亨利·米勒)而在中国，文明是道法自然的结果。“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老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大地就是故乡，就是真理，就是天堂。人与大地的关系不是改造、解放，而是“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老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里面的那个“不可说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那就是诗意，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的诗意。大地、故乡就是诗意的载体，所以古人说：世间一切皆诗。20世纪中国在“拿来主义”的影响下，创造了现代化，但没有创造故乡。现代化是意识形态领导的，而故乡是诗意领导的。故乡就是诗意所在的栖居。创造故乡意味着在建造栖居之所的时候，不仅仅是安身立命，而且要安心。心怎么安？通过对诗意的呈现。在中国，诗意是文化的核心，中国是靠诗意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来安心的社会。诗意在中国，就是宗教、终极价值之类。钱穆先生说：“中国的艺术文学，其本质上就可以取代宗教的作用。”中国是创造诗意的世界而不是宗教的世界。诗意绝不是当代抒情诗歌的吟风弄月，也不像《新周刊》一作者说的可以随便“丢了就丢了”。没有诗意的中国，难道它是上帝的中国吗？

故乡，在中国，就是最大的教堂，春节中秋就是最大的弥撒仪式。落叶归根，就像基督徒临终的告解一样重要。入土为安，西方式的死亡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死亡只是重新回到故乡大地，只是五行的变化。金变成了土，土变成了水而已。死亡是变化而不是终结。故乡是中国灵魂的家园，如果不能落叶归根，人就是孤魂野鬼。套用西方人的话，“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需要”，如果宗教掌握着“社会行为核准权”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个核准权就来自春节之类的中国诗意的象征隐喻系统。

有个故事说，苏东坡的好友王定国因受苏东坡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位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的歌伎柔奴毅然随他到岭南去，纵然柔奴家世代住在京师。三年后，王定国北归，柔奴在宴席上为苏东坡劝酒。当苏东坡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只是淡淡地回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中国是一个通过故乡来安心的社会。广南虽是异乡，但它具备了那种称其为故乡的东西，因此当春节到来的时候，柔奴是不必去“春运”的。过去中国人创造的故乡，那就是诗意的栖居。为什么刘禅可以说“此间乐，不思蜀”，因为“锦城丝管日纷纷”式的“诗意的栖居”是整个中国创造世界的根本。我们建筑了非常实用的现代化水泥森林，却没有创造出诗意的栖居。人们在春节回到故乡，那就是要去寻找诗意，去寻找可以安心的东西。故乡是一个栖居，栖居是意识到并联系着天地神人的。是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青春做伴好还乡”，是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是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诗。故乡是神灵、鬼魂、土地、气候、鸟兽虫鱼、粮食、血缘、宗族、祖先、父老乡亲、记忆、历史、家谱、礼节、仪式、故交、熟人、风俗、乡音、口味、秘方、伤疤、外号、段子、童年、往事……也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落叶归根……这就是诗意。

诗意是无。对神的迷信游戏表达的是人对“无”这种诗意力量的尊重。所谓“天地之大德”的诗意，是“无”的力量，这种不可知的伟大力量能够“无中生有，有无相生”，激发人的生殖力、想象力、创造力，令人获得存在感，令人意识到“我是谁，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无”是战胜“有”所导致的绝对空虚的力量。过度的“有”，令人不再“知白守黑”。“黑”就是“无”，对黑的放弃只是对白的无限扩张，最终令人完全丧失存在，丧失“白”，没有对黑坚守的白，最后也就不是白了，没有无的有，最后就不再有了，最终导致的只是彻底的空虚。人只有“知白守黑”，对“无”的坚守才可以把握到存在。“知其白守其黑”，对“无”的坚守，是一个永远不可或缺的形而上的精神游戏。

万象更新，但不是喜新厌旧，春节的本质恰恰是怀旧，怀“道法自然”这个旧，“道法自然”在中国是一个“日日新”永远不变的旧。诗意是通过文化来体现的，不仅仅是分行的诗。春节是中国以诗意为核心的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说到底，神灵世界是人类虚构出来为自己提供终极价值、存在意义以安心的象征系统。在中国，这个系统相当庞大。神有无数的化身，庙宇里的神是神，大地、春节、中秋、月亮、红白喜事……都具有神的作用。神其实是人类严肃的自我欺骗。神是无，神也是诗意。

道法自然，回到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从生命开始的季节获得人生的种种启示。人们在一年的时间中为欲望逐渐驱使，在炎热的夏天狂热夸张，机心渐重，在丰盛的秋日野心勃勃，渴望占有自己分外的东西，忘乎所以，反自然地掠取着世界了。生命存在的本质是万物彼此之间天然的“和”，是“中”，是中和，而不是过度，过犹不及。“道法自然”就是从人生无数的“过犹不及”，回到“中和”。个人要如此，家庭要如此，国家社会都是如此，人间正道是沧桑，过度的占有只会令我们丧失世界。春天，一切周而复始，春和景明，春节的各种古老仪式，令人们重新回到自然，回到生命初始的时光，从大年除夕的守岁开始，人们就重新反思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春节是一个宽恕的时刻，世界再次从伟大的“和”开始。

就是今天，春节已经被现代革命到如此简陋，它基本的功能也没有彻底丧失。在中国，关于生命、人生、终极价值等的教育不是在教堂里通过对教条的理解、解释来进行。中国的教育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仪式、过程、环境来进行的。教育就是生活，文化就是生活。教育是天人合一的，它们与生活不是分裂的。春节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仪式。教，《说文解字》说，教就是上行下效。强调的是行，而不是现在的照着书本教。教是在行为过程中影响、寓教于乐。教育是欢乐喜悦的行为过程，是玩与理的过程。理不只是道理，它最初的意思是“治理玉石”，是料理的意思。从《论语》可以看出，孔子当年与他的学生的关系就是玩和料理式的。孔子既是长者、老师，也是朋友、同志、父亲、伙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言传身教，在“家教”，那学校是一个家。春节就是一种教育，春节是寓教于乐，寓教于仪式、过程的典范，它是一种诗意的教育。人们在通过春节聚合起来的这个场中，获得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种教育。这是通过人群、行为、仪式、文字、环境集合起来的寓教于乐的春节之诗！即所谓诗教。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在春节举行各种仪式活动，道法自然、祭祀祖先、感激大地、团聚亲友、反省回忆、总结得失、相逢一笑泯恩仇、化解各种矛盾、梳理关系、交流心得、聚精会神、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春节是理性和各种规范的暗示、隐喻过程，也是对不可知的超验世界的回归。大年初一烧三炷香，就是表达对神灵、祖先、大地之神的感激和敬畏，年夜饭座次排定，长幼内外有序，令人再次意识到人伦之孝、天地之孝，意识到礼貌、尊重，意识到什么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举杯一碰，四海之内皆兄弟，落地即为尘，何必骨肉亲，全世界都是一家人。亲人、朋友、邻居、同事……重新意识到辈分、秩序，亲兄弟，明算账，账算得太多，兄弟也不亲了，现在再次亲爱起来。……通过人和人的联系，通过仪式、通过行为、通过肌肤相亲的接触、通过言语、通过态度。在春节，大地、气候、植物、食物、父老乡亲、故交、故乡、鞭炮、春联、灶王爷、年夜饭、香火、祖宗牌位、走亲戚……都是老师。天地神人共聚一堂，春节令中国人从海德格尔所谓的“筑居”回到“栖居”。

“春运”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古代世界没有“春运”这回事情，四海之内皆是故乡，只要道法自然，故乡就无处不在。而今天，一个全面反自然的世界已经形成，科学和技术量化了一切，最极端的反自然设计的“克隆人”都快要成功了，虚拟之人的时代就要到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已经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掠取对象，对大地母亲“生”之大德的感激已经不存在了。物质生活是反自然的，而心灵生活依然继承着传统，因为汉语来自传统，语言必然带来过去的心灵世界。人们带着聪明、智慧、技术前往新世界，却将拳拳之心放在故乡，故乡是心灵永远的仓库。人们在新世界中满足欲望，却在传统节日春节、中秋去安心。心与生活世界已经分裂，天人合一已经分裂，“春运”其实意味着，春节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寄托着传统和记忆的符号，而不再是存在了。所以人们是“逃向春节”，而不是“过春节”。在西方，这种分裂是一种传统，人们在教堂里安心。而在中国，安心必须身心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现代化创造了现代化，但它无法创造故乡和春节，人们前往现代化的新世界，心却存放在故乡、春节。心灵、故乡、春节是时间和传统的产物，它们是自然而然在“道法自然”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心是一颗有五千年历史的心，只有故乡可以容纳，只有春节可以呈现激活。春节回故乡，就像教徒们千辛万苦前去朝拜圣地以安心一样。在陌生人中间我们无法过春节，在水泥小区里我们无法过春节，那里只能庆祝元旦。现代主义什么都可以设计，但它无法设计出“故乡”。我们甚至看到，它其实正是一场摧毁故乡的运动。一个小小的电视机如何取代得了春节！这就是为什么一到春节，巨大的尤利西斯式的运动就要再次开始。人们无论获得了多少“有”多少利益，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漂泊者，是在路上，是流浪，必然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只有回到故乡，那才是落叶归根！只有故乡才是永远的根，这是中国世界的终极价值，故乡、春节就是中国世界的教堂，春节就是教堂里的祈祷仪式，诗意就是上帝。

什么时候“春运”不再发生，人们在各地安居乐业，什么时候人们感觉不仅安身立命也安心了，什么时候诗意重新降临，现代化才算在中国扎下了根。

春至兮归我故乡！

幸福的也许是那些将要被“春运”回老家的人们，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提着吊着悬着担着的拳拳之心将可以在故乡大地的枕头上松开放下了。而我们这些个城里人，进退两难，在城里，你找不到春节的感觉，连鞭炮声都没有。出去旅游呢，那是别人的故乡，我们只是过客。我们不是尤利西斯，我们没有故乡，我们永远生活在别处，永远地在路上。不见得，其实那些在大年三十终于回到故乡的人也一样，法定的假期只有七天，节才过到初四，人们又再次开始惴惴不安了，他们再次纷纷上路，争先恐后，他们担心着迟到。

在遥远的莫斯卡

副标题: 棕皮手记2011

作者: 于坚 

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