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在亚洲进行的一切龌龊的勾当中，最明目张胆的便是麦克阿瑟专机邀请孙立人到东京会谈。

孙立人日后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长张玉法先生的口述访谈中，坦言道：“（1950年2月11日）有一次刚打野外回来，松山机场有个美国军官来见我（笔者按：该美国军官据孙立人表示，系为伍姓上校），向我报告说麦克阿瑟将军派专机来接我去日本，问我有没有空？当时我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陈诚将军是我的上司，我立刻到陈诚司令长官公馆报告。他一听完，便要我去，我只带着一套军便服便去日本了。到了日本也没停留，立刻到东京第一大厦见麦帅。他问我，台湾有多少能战之师？我说有五六个师能打。事实上这个数目是我吹嘘的。”

孙立人接着说：“我们讨论到台湾海岛的情势，我把意见告诉他，并希望美国帮助我们反攻。他说他们也在考虑当中，也许装备两个师在韩国登陆，协助我们反攻。我说这可以，但仍要回去报告长官。我在日本待了两天半，回来后立刻将详细情形报告陈诚。后来麦帅到韩国，我为了表示礼尚往来，也想请他来台湾，于是便向蒋先生报告。他一听便说：‘我都请不来，你怎请来？’于是我没出面，而由蒋亲自请麦克阿瑟到台湾来参观。”

美国当局好几个部门的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动起了孙立人的脑筋。主导日后政变除蒋计划的美国国务院，便循着美国驻华外交系统官员，秘密于蒋介石下野之后第二个月展开了行动。1949年2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参事莫成德（Livington T.Merchant）秘密抵达台湾，此行主要目的是观察台湾岛内形势。根据莫成德在台湾期间的观察印象，他向美国国务院呈上了一份报告，指出陈诚并不是美国可靠的合作对象，建议美国可以争取孙立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看了报告之后，曾经指示莫成德与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见面商讨，如果司徒也认同，便可向李宗仁总统提出由孙立人替换陈诚作为台湾主政者。显然，这项建议并未落实，或者李宗仁根本无权更动蒋介石所做的人事调配，根本没有办法在蒋介石没点头的情况下，拿掉陈诚的乌纱帽，代之以孙立人。3个月后，1949年5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莫成德返回美国，他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建议，由孙立人主持台湾政治，并且趁机向孙立人提出租借台湾、澎湖海空军基地，用此条件向孙立人交换经济援助台湾。

换句话说，从莫成德建议国务院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到1950年2月麦克阿瑟派专机接孙立人到日本会面，乃至1950年5月，美国方面都没有放弃争取孙立人的工作。显然，美国当局始终在等待机会，看该如何处置蒋介石，目的在为美国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身在刀锋边缘的蒋介石，是否意识到自己距离万丈深渊仅有一寸远？

不可讳言，1949年5月这个兵荒马乱，令蒋介石心乱如麻、五内如焚的月份，也正是美国急着出台驱逐蒋介石政变方案，来确保中国红色政权建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台湾岛，向来被美国视为中国沿海战略要冲，美国当局的认知当中，台湾之所以从日本帝国主义掌控中解放，乃是倚靠美国子弟于太平洋战争中各岛屿浴血牺牲所换来之代价。然而，美国始终忽略，早在他们投入对抗倭寇的战争前，中国已经单独与倭寇血战十年以上，牺牲了二三千万军民性命，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换来了台湾岛的光复，中国才是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牺牲最沉重的国家。以如此“惨胜”之代价，换来台湾岛的光复，从国际法与战后国际秩序而言，中国收复台湾都是实至名归，无可置疑。美国基于“冷战”格局之战略思考，担心国民党当局如果守不住台湾，何异把台湾这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环节，平白送给北京，那岂不白忙一场，焉可白白丢掉这块到口的肥肉呢？

因此，向来习惯乘人之危的美国，便乘着1949年四五月之间，南京、上海战事相继失利，国民党军丢盔弃甲，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大江南北，蒋介石政权摧枯拉朽的节骨眼上，华盛顿便在幕后全力策动一场针对蒋介石、针对台湾的政变大阴谋。

我们不妨看看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城当天，蒋家内部的函电如何说。蒋经国从溪口拍电报给在美国的宋美龄，电文称：“美国蒋夫人，密，匪军于今晨占领首都，儿等定日内乘军舰离此，俟到达目的地后再详电报，对于父亲之安全健康，儿自知留心，请勿远念。并请大人保重玉体，儿经国谨禀。”

等到上海情况危急，解放军兵临城下，宋美龄从美国拍发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劝他赶紧往台湾“转进”，宋美龄这封交蒋经国转告蒋介石的电报是这么催促的：“……余意上海恐难久守，为父之安全起见，不如早赴台湾，希转陈考虑……”而蒋经国在接电报之后的复电表示：“……父亲已离浙东海面，飞抵台湾。”6月，蒋经国致电宋美龄表示：“父拟日内迁居大溪（台北区）……”种种迹象显示，1949年5～6月间，蒋介石已经打定主意落脚台湾，但仍未放弃在广州、四川等地做最后一搏。蒋介石的行止安排，当然已被美国洞悉。

1949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George F. Ken-nan）向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呈递了一份建议书，主张美国应该联合其他几个亚洲国家，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等国，由这些国家象征性地派遣少数部队，美国派遣比较多的部队，军事控制台湾。在这份建议书中，肯楠主张美国应该支持孙立人加入这个即将在台湾岛上成立的新政权，假使孙立人乐意合作，那么美国将轻而易举分化国民党军，这时，美国就会对蒋介石下达逐客令，通知蒋介石，如果他愿意留在台湾，那么美国将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对待蒋氏。

蒋介石正式下榻台北近郊大溪，美国一方面预备对这位前盟友下达逐客令，另一方面更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开口闭口都是人权的美国，正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一项刺杀蒋介石的计划，此人名叫派许（Boris T. Pash）。派许是战后美国十分活跃的一名特工，起先任职于美军情报部门，1946年到1947年间，供职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盟军总部。1948年调回美国，在刚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军方代表”，换言之，他是早期中情局主管军事情报的负责人。

这段期间，派许主管一项特殊案件，中情局的代号名之为PB-7。这个项目简而言之便是专门行刺或者绑架不听美国指令的外国领导人。派许主持这项被同业称为“湿事件”的血腥谋杀项目。而亚洲至少有两名领导人是派许的锁定人选，除了蒋介石，另一人便是周恩来。幸运的是，派许画了好大的饼，却从来不曾落实他的血腥计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别的中情局特务，也和派许一样缺乏执行力。真正计划落实刺蒋或驱蒋行动方案的，是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

鲁斯克对美国政府当局的若干建议与决策，对亚洲未来造成许多无可弥补的伤害。例如把朝鲜半岛沿着38度线割裂成南北两半。这项决定便是出自鲁斯克这个奸狡之徒的杰作。鲁斯克之所以找上孙立人，与鲁氏个人在“二战”时期的资历有关。战争年代，鲁斯克以上尉预备军官的职衔，担任美军中印缅战场的参谋官。他为官逢迎拍马有道，短短二三年间，已经像搭乘火箭般，从上尉晋升为上校。战争结束前，他被调回美国，短暂供职于美国政府战争部。1945年2月，他进入美国国务院，任职于联合国事务办公室。其后，鲁斯克以副助理国务卿及主管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身份，大量介入美国参与韩战之决策。所以，鲁斯克是以他观照朝鲜半岛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宏观视角”—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思考点—去思考一切亚洲事务问题，所以这也包括了如何确保台湾不落入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敌人手中。至少，鲁斯克认为，在1949年已经对大陆国共战场完全失控的蒋介石，明显无法有效防守台湾，因此，美国希望把台湾托付给一个“有办法”阻止共军攻台，同时更忠于美国的傀儡政客，而蒋介石似乎并不具备美国所期待的那些“美德”。

鲁斯克以他在中印缅战场供职的浅薄经验，主观认定也曾在中印缅战场打过几场硬仗的孙立人是中国将领中，符合上述“美德”，并且在领军与治军方面能够力挽狂澜，唯一能够力拒共军攻台的战将。鲁斯克既然寄希望于孙立人，便要付诸行动。他找到老战友莫里尔将军（Frank Merrill）到台湾，设法说服孙立人接受美国太上皇的“历史使命”。莫里尔在“二战”时期也从事特务工作，他曾经供职于太平洋战争前夕的菲律宾美军总部，亦即麦克阿瑟将军的麾下，当过麦克阿瑟的情报官。1942年，莫里尔晋升为准将。之后，在中印缅战场上，与蒋介石的死对头史迪威成为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朝夕相处之余，史迪威给莫里尔灌输了很多蒋介石能力不行的主观思维，打心眼儿里蔑视国民党黄埔系军官。鲁斯克找莫里尔完成史迪威生前未竟之志—铲除蒋介石，无疑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

然而，令鲁斯克失望的是，莫里尔的说服工作失败了。刚开始，孙立人虽然对蒋介石牢骚满腹，但却没有取而代之的贰心。然而，鲁斯克并未放弃对孙立人的说服工作。二三个月后，鲁斯克又派了另一组具有官方身份的两个人，去台湾说服孙立人。他们是美国驻台湾领事馆的代办斯特朗（Robert Strong）和前任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兹（Kenneth Krentz）。然而，鲁斯克派到台湾的这两个人，也没有成功说服孙立人谋反。

日后，在两蒋先后辞世，孙立人重新获得自由后，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张玉法、朱浤源等人的口述历史访谈时，张、朱两位学者询及孙立人，有关美国方面邀孙立人“参加美国占领台湾之新政权，如他肯接受，则我们分化中国驻扎军队之工作即告成功。通知蒋委员长，如其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孙立人的答复十分特别，他说：“我根本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更没有任何接触……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朱浤源教授的问题是一针见血单刀直入，问孙立人：“在陶百川的书中也提到，国务院的肯楠和莫成德二人以为，我们 （指美政府）所需要者，乃一干练笃实的人，不必听蒋介石的指挥，亦不必听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国务院如此做，也许和麦克阿瑟早已有所联系您的看法如何？”

孙立人便答道：“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这句答复说明确实有一批批美国官员络绎于途，企图游说孙立人，在美国扶持下，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权。只是孙立人这句“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只有短短的16字，但却已无形中承认美国积极在台湾酝酿倒蒋政变的图谋。斯特朗和克伦兹甚至露骨地明示孙立人，只要他同意控制台湾国民党当局，美国将会彻底支持孙，但并未得到孙立人肯定的响应。

然而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缘何相信美国人基于美国“国家利益”所图谋的“除蒋政变”，会是一种“善意”？孙立人的这番自辩说辞显然令人不敢苟同。

由于美国方面一再向孙立人明示暗示，但始终得不到孙立人发自内心的配合意愿，美国驻台湾领事馆的代办斯特朗到1950年5月终于对策动孙立人兵变倒蒋感到彻底失望，同时也对孙立人是否是美国合适的钦定“历史选民”—或者是“亲美傀儡”感到严重怀疑。况且，如果要推倒蒋介石政权，孙立人的先决条件是先得解决掉100多名忠于蒋介石的军事将领与核心骨干，他严重质疑孙立人是否有这等本事，做到彻底扫除蒋系势力。因此，斯特朗向华府反映的事实是，孙立人个人有没有意愿已经不重要，重点是孙立人有没有能力达到美国的目标。

摘自王丰《蒋介石心传之蓝鲸行动之谜：美蒋斗争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