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时，中国边防军已经普遍装备了国产的“五六式枪族”，包括56式冲锋枪，56式轻机枪，56式半自动步枪，53式重机枪，54式高射机枪，54式手枪等。弹药充足，补给方便，火力强大。

而印度虽然1947年就获得独立，但并未能像中国那样迅速建立相对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武器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印军装备基本是二战结束后英军淘汰的二手货，其步兵大量使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还必须开一枪拉一次大栓，严重影响射击效率，且每支步枪只配发40发子弹。

在战场上，两个中国士兵的火力就可以压制印军一个班。

此外，虽然中国边防军的补给线漫长，就自然条件来说远逊于印军，但中国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中国士兵吃得饱、穿得暖、士气高，前线食品中有大量包括罐头和牛肉干在内的肉食品。

而印军的补给虽然远比中国军队便利，但由于腐败和低效，很多一线部队居然没有领到冬装，并且由于宗教的原因，只向士兵提供素食。

印军吃的不好，体力不行，打起仗来冲锋冲不上，撤退跑不动，遇到身体强壮灵活的解放军士兵就只能束手就擒。

被俘的印军士兵表示，战俘营的伙食比他们部队的伙食好多了。

其次，中国边防军的组织指挥、士兵的精神面貌，表明中国军队已经是一支高水平的现代军队，而印军还是一支前现代的、带有殖民军色彩的传统军队。

两者之间的差距，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庶几相当于近代西方军队VS中国的晚清、民国军队。

1962年战争爆发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毛主席井冈山建军后一路走来。一方面，按照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军队内部关系平等、融洽，官兵关系密切且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经过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中国军队熟悉现代战争，指挥系统简洁、高效、实用(如根据作战需要设立了由刘伯承元帅担任总指挥的“刘指”、“丁指”、“前指”等)。

中国士兵在战前经历了充分的动员，对战争意义了然于胸，士气高昂，急切盼望杀敌立功。

相反，印度军队由于没有经历过革命洗礼，军队内部腐败、阶级压迫严重。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像当年国民党将军那样，居然一边指挥军队，一边经营着规模可观的私人生意。

印军军官多数家庭条件优越，养尊处优，有的甚至要让士兵抬着行军，而士兵很多都是低种姓，或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在军队内部饱受压迫。

印度锡克族士兵单独编成战斗单位，号称骁勇。但实际上当兵是他们的职业，是谋生的手段，连队内不乏胡子兵、父子兵。对职业士兵来说，如果死在战场上，还谋什么生？所以他们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在战场上把活命摆在第一位，能逃跑就逃跑，不能逃跑就跪地投降了。

此外，印度军队没有经过现代文明启蒙，很多士兵极其迷信。战斗打响，我军发起总攻，这些印军士兵不是立即进入战位，瞄准射击，而是跪下来祈祷，待他们祈祷完毕，我军士兵已经冲到眼前了。

整个中印战争，印军自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被我军俘虏，而我军无一人被印军俘虏，这种差别绝非偶然。

许多印军战俘在我军战俘营体会到了被平等对待滋味，被遣返时甚至不想回印度了。他们与我军的战俘管理人员洒泪相别，回到印度后成了中国义务宣传员。

第三，中国在完胜印军的情况下主动撤军，并送还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主动停火、撤军，当然有军事上、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代表了一种新的、更高等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一方面，中国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中国也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中国在中印战争张弛有度，挥洒自如，从容进退，把这一文明原则表现的极其充分，不仅取得了战争胜利，也在国际上树立了崇高的道义形象。

相反，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却满脑子从前殖民宗主国英国那里继承的帝国主义迷梦，居然想在二十世纪过一把十九世纪式的帝国主义侵略之瘾，真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结果当然只能是自取其败、自取其辱，战争失败两年后就郁郁而终。

中印之战，是中印两大文明交流的最高形式。交流的结果，两种文明，两条道路，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可谓一览无余。

印度在战争失败后，中国不仅赢得了战争，也输出了文明——这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深受印度文明影响的中国对印度的一种文明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