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怎样诱惑平民使用暴力？答：给他一个合适的理由即可。

【一】

亚美尼亚大屠杀至今正好100年。虽然官方纪念日是1915年4月24日，但事实上，这起大屠杀是一个持续数年的种族灭绝行动，一直延续至1923年。有机构统计，死去的亚美尼亚人，总共达到150万。1978年，联合国将此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与纳粹的犹太人屠杀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并称为“20世纪三大种族屠杀”。

1915年，奥斯曼帝国气数将尽，在战争中被俄国人重创。一个叫“青年土耳其人”政党掌控大权，这个血气方刚的政权决定挽救分崩离析的国家。这种不顾一切巩固政权的初衷，就为屠杀埋下了伏笔。据材料称，1915年初，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开始逐步清除军队里的亚美尼亚人，发配他们去做苦力，当筑路工，直到劳累而死，甚至被枪杀。一些亚美尼亚人还被迫在死前自挖坟墓。

迫害加速了两者的对立。亚美尼亚人开始反抗。在凡城，亚美尼亚人赶走了土耳其人，在民族英雄阿兰姆·曼诺根的领导下，建立了亚美尼亚临时政府。一个异族的政权在土耳其东部建立起来，而且，很可能将获得俄国人的帮助。时任土耳其内政部长的塔拉特·帕夏十分惊恐，并放出狠话：“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亚美尼亚问题，就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这个种族。”

青年党就开启了种族屠杀的按钮。应该说，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需要消灭某些“内部的敌人”。缺乏治国经验的青年党人，就开始选择了最直接但又最血腥的路径处理国内矛盾。“肉体消灭一个民族”是件艰巨的工作，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事实上也寥寥无几。但青年党真的就强硬地推进这一过程。先是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在1915年的4月24日，600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惨遭杀害。随后就发展到军队中的亚美尼亚士兵、政府内的亚美尼亚雇员等。在他们认为完成国家机器内部的种族清洗之后，就可以开始凡城之围。最后在凡城，开始了一场屠戮。在接下来的7年中，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被逐个消灭。这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期间。

后来，亚美尼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宣布成为一个苏维埃国家，并于1922年12月加入苏联。这才终止了奥斯曼土耳其长达7年的民族清洗和迫害。在1918年，土耳其在一战中彻底战败，青年党也被迫解散。军官出身的凯末尔开始掌握政权。土耳其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 讲述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电影《Ararat》海报

【二】

总有人坚持大屠杀是“历史的偶然”。有学者指出，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缘由，在于青年党的恐惧。“大屠杀发生于政权崩溃之际，这与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着相似的逻辑。大量犹太人于1943年之后，也就是德军在二战中处于被动局面时被送进了毒气室。”在一个政权发生动荡、失去信心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人道主义危机。

也有研究者表示，“谋杀性清洗典型地以一种C计划而出现，它仅在前面两种应对已洞察到的族群威胁的方案失败后才会形成。”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被屠杀的一方往往被认为将有强大的援军到来，需要尽快尽早地进行种族清洗行动。如果不杀，将会面临被杀的厄运。这种暴行在开启时，施害者是带有各种担忧、顾虑或恐惧的，因此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法。对现状的误判，也被认为是大屠杀的动因之一。

不过，迈克尔·曼的看法要深刻得多。在其作品《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中，系统地研究了大屠杀。这种屠杀的复杂机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仇恨-报复”的逻辑，而是在种种历史条件下，由世俗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及恐惧心理融合而成。这不是一个道德议题，也并非“意外”，而是社会出于精致计算而自我运转的必要清洗。

这种屠杀出现在“我者”与“他者”的区分，常见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阶级之间。往往是平和相处的不同人群，突然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敌人”。其中一个群体获得某种正当而高尚的理由，大义凛然地处决另一个群体。死刑处决规模之大，死亡人数飙升之快，为世间之罕见，连常规战争都望尘莫及。讽刺的是，当事情结束，受害者拿着血淋淋的历史追问，但施害者也是一副痛苦之状，他们也很茫然，似乎也受了巨大的伤害。

这与齐蒙德·鲍曼的意见殊途同归。鲍曼一再强调，“大屠杀远不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是人类进步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也就是说，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对立面，而是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

【三】

迈克尔·曼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大屠杀的“危险区”。这个提法值得注意。

就像我们在街道上点烟，完全不会有着火的危险。但如果我们在军火库点烟，那危险就大了，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历史中充斥着各种偶然事件，但若不是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紧张氛围，这些偶然事件是不可能成为社会灾难的诱因的。

在大屠杀之前，总有一种意识形态悄悄占据人们的头脑。某种正义性压倒了其人性。

怎样诱惑平民使用暴力？给他一个合适的理由即可。目前，在一些国家，依然存在小偷被愤怒的市民围殴致死的案例。只要对某个特定人群打上标签——罪犯、流氓、异教徒、劣等民族、走资派等，庸众就会从四面八法涌出，以最残暴的手段折磨他。这就是大屠杀效率惊人的奥秘，整个国家成为处决机器。他们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规模宏大的屠杀。

亚美尼亚大屠杀之前，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格卡尔普（Ziya Gokalp）。他是土耳其著名爱国诗人、理论家，赋予土耳其全新的种族主义理念——一种土耳其化而非奥斯曼化的价值体系。这就意味着，在日益瓦解的奥斯曼帝国体系中，全新的民族主义在小亚细亚再度升起。“鉴于奥斯曼传统，被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强化之后，他把民族准则看成确凿无疑地尚武的和国家主义的，这对年轻的官僚及军官有吸引力。”同时，格卡尔普还有一个论调，就是公开谴责“奥斯曼多民族特性扼杀了土耳其的民族精神”，这些话在土耳其民众中产生了剧烈的回响。虽然格卡尔普的本意只是希望土耳其的强大与繁荣，但他却无意地为清洗作了理论准备。“社会有机论”已经变成一种激进的思潮，荡漾在土耳其国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导火索，一些亚美尼亚人被认为是叛国者。土耳其人就按下了大屠杀的按钮。

在民族主义觉醒的时刻，意味着风险的到来。迈克尔·曼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有机论”——将少数群体排除出国家所有成员之外。衡量的依据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宗教，又或者是阶级。

社会有机论认为，社会是一个体系，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构成的紧密整体。这个体系只能从其结构运转的意义上去理解。体系要存在下去，它的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它是所有群体压迫、群体清洗的起点。它首先在人群中划清谁是“我者”，谁是“他者”，并迅速地打上某种标签。然后，就是强化这种认同，模拟出敌我概念。只要是“他者”，哪怕是妇孺也不会放过。

在激动人心的口号中，藏着难以觉察的危险；当一个人群可以清晰地被标签之时，他们就会陷入危险之中。一个社会可以清晰地辨认“我者”与“他者”时，就有了对立的可能。无论是极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大屠杀的基因并没有消除。

人类依然行走在“危险区”里。种族理论、民族理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等依然有着巨大的市场，伴随着资源有限论、地缘政治论等现实主义学说，人类依然对彼此充满敌意。亚美尼亚大屠杀过去了100年，可历史的真相，一直被某些人极力遮掩。至今仍有土耳其一口咬定“当时屠杀是必要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由于在小说《雪》中承认该事件，而遭到了政府的驱逐。人类之所以不敢认错，是因为当时的价值体系，今日仍在发挥作用。

新的时代，人类依然未能摆脱危险区。一个诱因，就能点燃“军火库”，就能让人类文明回到中世纪。

21世纪了，我们比一百年前进步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