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蒙元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但它在中国的统治时间，要比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长得多，持续了将近300年之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

清军入关时兵数仅20万余，连同眷属并奴仆最多百万，进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后，却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效平定汉族等各民族、各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建立起对全国持久而稳固的统治，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是令历史学家倍感兴趣并希图解开的一个历史之谜。

但在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学者看来，将这一现象渲染成为“历史之谜”，却未免有些过甚其词、大惊小怪。因为事实似乎很清楚，清朝能坐几百年的天下，那是因为他们“汉化”了，“汉化”使他们继承了汉唐宋明等中国传统王朝的一整套统治制度，这是他们得以维护数百年统治的基础。

其实老一辈史学家早已指出过，清朝的统治特点，是沿袭明而不同于明，正是这些不同于明之处，造成清朝统治得以成功的诸多特征，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八旗制度。清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一再强调“八旗为我朝根本”，极言这一制度对他们统治的重要性。

本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本”，都不可能长久地稳坐天下，这是一个常识。而八旗制度与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共存亡，恰是满洲统治者未曾被完全“汉化”的证明。可惜的是我国的清史学界迄今为止对此仍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在国家纂修清史的这场耗资巨大工程中，竟然没有为“八旗制度”留下一席之地，在数十个专述典章制度的“志”中，竟然不列“八旗志”。

八旗劲旅：“打江山”的根本

从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大金国的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个水滨山野、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诸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功业，所用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深想的人其实不多，泛泛说起，便提到女真（后来的满洲）人的骁勇善战。殊不知骁勇善战的北方诸民族，呼啸驰骋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满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一场叱咤风云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除了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之外，还需要的，就是组织。正如同金代女真不仅有完颜阿骨打，还有“猛安谋克”制，后起的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代制度的组织。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niru），本义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明朝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统管，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组织进行改造，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八旗）是牛录组织的扩大，也继承了牛录的组织特点，首先是兵民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其二是军政一体，有事抽调，无事归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作战时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这是八旗劲旅行军作战骁勇神速的原因之一。

皇太极即位后，在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从此擅长突骑野战的八旗蒙古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旁落的。

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以一当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入关后的“巩固根本”

当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复杂、极其险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劲旅之外，还能有谁？由明军的降兵降将编成的绿营，人数虽然数倍于八旗，他们又岂敢依恃？他们殚精竭虑，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为数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何依靠它来维持清朝在这样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复杂的国土上的统治。并因此而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其宗旨，当然是要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

变革的第一步，是制定旗饷政策，使八旗官兵向职业军人的方向转变。这是入关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项变革。

入关后的八旗官兵倾其全力投入战争，清廷虽然也沿袭入关前旧制为他们分配了“份地”，但他们却不可能仍然沿袭入关前“兵农不分”的传统，利用土地来进行生产。随着八旗“份地”大量丧失与转手，越来越多的八旗兵丁丧失了从土地获取收入的经济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使八旗兵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战争，清廷甫一入关，即制定旗饷政策。八旗兵丁的收入，以月饷和岁米为主，又视兵种之别而有等级之分，此外还有岁米，为每名每年24斛。这便是清代所称“铁杆庄稼老米树”的由来，所谓“铁杆庄稼”，说的就是这种收入的稳定性。清廷对八旗兵丁的一切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用官费为他们建造房屋，凡遇红白喜事均由官给赏银，迁徙时由官给一切用度。重大变革的另一项，是建立驻防八旗制度。

清朝建都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兵原则，将八旗精锐半数驻于京城，是为禁旅。同时亦不忽视对广大地方的控制，做法是在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派遣八旗长期驻守，以控扼京师以外所有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是为驻防。这样一支不仅常驻于边疆，而且常驻于腹里内地的制度化的武装力量为历朝所未有，是满洲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主要工具。而它所监视、控制的主要对象，则是绿营。

清代绿营额兵60万-80万，以标、协、营、汛的组织系统分散驻扎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交通要冲，形成严密的控制网络，而对这支人数远较八旗多出数倍，又是由汉人、特别是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明军降兵降将组成的军队加以监视和控制，并对地方起着巨大威慑作用的，则是10万八旗驻防。以10万八旗兵控制数十万绿营，再以人数比八旗驻防多出数倍的绿营兵控制全国百姓，恰好像是以臂使手、以手使指，作为用兵措施，十分高明。

“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

驻防八旗有两个特点，历来未被史家关注，却是理解八旗制度入关后对清朝统治所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

其一，清朝统治者虽然在实质上，对强化八旗驻防的镇压作用始终未曾放松，但做法上却竭力让八旗退居幕后。无论驻防何处，八旗官兵都集中居住，自建“满城”或“满营”，从不与民人混居，亦从不轻易出动，地方上若有治安问题和骚动，都由绿营出面处理，令他们充当恶人角色。但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则可就近出兵。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为“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其二，驻防八旗事实上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为直省驻防体系，位于中原各省和长城沿线，与京旗一样，依靠朝廷的钱粮为生，以当兵挑甲为生活的唯一来源。另一部分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区的旗丁，他们直到清朝中期，仍然保持着亦兵亦民的传统，对旗饷的依赖远远少于关内旗人。而站在前台的，却始终是驻守于江宁、杭州、西安等繁华省会的旗兵，以为他们就是驻防八旗的全部，他们的贪恋享受、懒散无能，也就意味着八旗劲旅战斗力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史稿》对清代兵制的变化所作的评述，见卷一百三十《兵志》：

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着，至是兵制盖数变矣。……以兵兴者，终以兵败。呜呼，岂非天哉！

如今学界的说法多来源于此并予以引伸，使之几乎成为公论，那就是八旗兵力早在康熙朝平三藩时即已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绿营，太平天国之后绿营又被新兴起的湘军、淮军代替。但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准确理解和引述这段话，因为至少字面上看，他们忽视了《清史稿》所谓的绿营、乡兵甚至湘军淮军，起到的还是“辅之”、“助之”的作用，事实上从全局来看，主力还是八旗。只不过这支作为八旗主力的劲旅，始终处于后台的位置而已。

这里所谓的后台，是与位于前台的京旗以及直省驻防八旗相对而言的，指的就是驻防八旗中非常重要的东北三将军所辖官兵，而东北，正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是他们的大后方所在。东北三将军属下的八旗驻防和部落兵与直省的驻防八旗，是位于一个统一政权之下、存在同一军事制度即八旗驻防制度中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部，在新疆设伊犁驻防，建立军府制度，奠定了如今被学界高度赞扬的“大一统”的基础，凭借的主要兵力，就是从东北调拨的索伦兵、锡伯兵，以及从宣外一带调拨的游牧察哈尔兵。

八旗武力的衰落

八旗衰落与清朝统治的衰落同步。清朝19世纪出现统治危机，其中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兵力的衰落，这种衰落又以八旗武力的衰退为主要标志。八旗武力衰落的原因不能仅仅以“腐败”来一言蔽之，它背后牵涉到的问题复杂而深刻。谈19世纪危机而不谈军事，谈军事而只谈湘军、淮军却不谈作为清朝统治“根本”的八旗武力的衰微，就找不到症结所在。

危机的根源，在于无论统治者如何粉饰，八旗制度毕竟是建立在民族统治、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不管嘴上怎么高喊“满汉一家”，在做法上，“首崇满洲”才是他们的宗旨。这首先就表现在旗饷制度建立后产生的负面作用上。

入关后建立的旗饷制度，断绝了旗人务农经商等其他谋生来源，日久遂成为一个完全信赖朝廷豢养为生的寄生阶层。清中叶以后政府有限的财力又无法供养日趋繁衍的八旗人口，从而产生了清朝特有的“八旗生计”问题。它首先出现于京师，然后波及内地各省驻防，最后危及边疆，严重动摇了八旗这一“根本”的根基。清廷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式，是一批批地将占据食饷份额的开户人、汉军旗人排除出八旗，以保证满洲旗人的生计，最突出的一项举措，就是乾隆朝将八旗内的开户人、另记档案人和八旗汉军等非满洲成分“出旗为民”，直接导致了八旗驻防武力的衰退。成为八旗驻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第二，乾隆朝之后清朝统治地域越来越广，对西北的征服和建立驻防将军，耗费大量额兵和财力。清廷因此而在直省诸处驻防大量裁减兵员，拿这些兵数与饷银，从东北等地调遣大批少数民族部落兵。由于这些部落兵都属半粮半饷，一名直省驻防马甲的钱粮可以供养两名少数民族兵丁，在当时确是成功划算之举，但对于直省诸处驻防兵力的损伤，到太平天国起事时便凸显出来。

第三，出于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以及自康熙以来就认为绿营不足恃的思想，清廷对于绿营这支军事力量始终缺乏充分的信任。自雍正朝开始，清廷即将八旗驻防中的大量汉军出旗，挑补当地绿营额缺；乾嘉以后绿营兵缺更逐步向八旗开放。八旗官兵挤占绿营兵缺，是八旗将自身危机转嫁到绿营身上的反映，结果一是导致两支经制兵的离心离德，一是八旗中被裁汰的兵丁搀入绿营，导致绿营风气的进一步败坏，最终使绿营兵力更加衰微、不堪使用。

从上述三点分析可知，直省八旗驻防是清朝八旗兵力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却又在太平天国事件中首当其冲，损失极为惨重。杭州、江宁和河北沧州等处驻防均遭覆灭，其他诸处也因损失兵力过半而大大削弱。清朝武功，也正是由直省八旗最先被打开的一个缺口，尽管因北部边疆的部落兵的入关挽救于一时，但当清廷不得不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江南等地与太平天国等势力对抗的时候，对于西北边疆的无暇它顾，也最终导致无可挽救的败局。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八旗军事力量受到的致命打击，正是19世纪中国出现统治危机的直接反映。而八旗制度的解体之日，也是清朝的灭亡之时，二者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