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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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曾写下《平庸的恶》来论述普通人在极权制度下，随从制度作恶的现象。无独有偶，因反抗纳粹而在二战期间殉道的朋霍费尔所写的《狱中书简》中，就有一篇文章叫“论愚蠢”，在其中，他论道，有种愚蠢不是理智而是道德上的缺陷，就是人们知道那是愚蠢的事，却昧着良心甘愿愚蠢。今天，橡树微信特别发送羽戈一篇评论朋霍费尔“论愚蠢”的文章，期望能引发大家的思考。
我们需要注意，如狄马所云：“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有些人，生在一个封闭如牢笼的环境，其中只有一种话语，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条道路通往未来，他们并无选择，只能愚蠢。对此，称之为“道德上的缺陷”，毋宁是苛责。
名曰“狱中书简”的书籍，我至少读过四本，按时间顺序，第一本作者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他的《狱中书简》一译《狱中札记》)，第二本作者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三本作者是罗莎·卢森堡，第四本作者是瓦茨拉夫·哈维尔。这些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四本，最难忘的却是第二本。
说难忘，则因书中一节，我常引用。这一节文字的标题叫“关于愚蠢”。朋霍费尔首先指出，对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更加危险的敌人。恶可以抵抗，愚蠢则无法防卫，因为它并不服从理性，毫无运行规则可言。“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当你同蠢人谈话，“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为蠢人所不会到达，但他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这番论述，简直是现实的写照。
朋霍费尔的高论还在后面：“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低下，却非蠢人，有些人智力高超，却是蠢人。看来，朋霍费尔对愚蠢的定义，不同于流俗，他笔下的愚蠢，与智力无关。
随之他强调：“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如何养成，有两种情形，“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这两种，用我的说法，都属于“甘于愚蠢”。由此正可修订朋霍费尔的论断，称“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还是有些歧义，确切讲：甘于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我们需要注意，如狄马所云：“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有些人，生在一个封闭如牢笼的环境，其中只有一种话语，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条道路通往未来，他们并无选择，只能愚蠢。对此，称之为“道德上的缺陷”，毋宁是苛责。
16岁的少年英格玛·伯格曼，曾在德国魏玛为希特勒欢呼、敬礼、泪如泉涌，他的哥哥则在家乡成立了瑞典纳粹党，他的牧师父亲投票支持。对纳粹的狂热信仰持续了十余年，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还在为希特勒辩护，认为这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许多年后，他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面，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朋霍费尔与伯格曼属于同时代人，不过，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一个反纳粹，一个信纳粹。直至朋霍费尔被纳粹处死之时，伯格曼都是纳粹的忠实拥趸。倘根据朋霍费尔对愚蠢的定义，伯格曼毫无疑问属于蠢人，不管他是自己养成，还是被他人养成。然而，至少对少年伯格曼而言，他的愚蠢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他和他的家人不知自由为何物，通往自由之门统统被关闭，他们不是甘于愚蠢，而是眼前只有愚蠢这一个选项。
重申一下，只有在愚蠢之外，存在使人不再愚蠢的选项，那么，愚蠢才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我们可以谈一些甘于愚蠢的故事。老家的方奶奶，与我奶奶是数十年的街坊。她有个外号叫“乌鸦”，那是因为她平时说话不中听。奶奶说，这个外号，源自“大跃进”时期，当时她们都在食堂工作，奶奶识字最多，每天负责给大家读报，有一次读到一地农村亩产红薯56万斤、大豆1万斤、油菜6000斤等，方奶奶当场大骂：放屁!从此开始质疑“大跃进”，并四处推销她的预测：大跃进之后，必有大饥荒，大家赶紧存粮。可惜，非但无人听信，反而都骂她乌鸦嘴，“乌鸦”的外号，由此叫开来。仅过两年，便印证了方奶奶的判断与预见。在此，除了方奶奶，其他人，包括我奶奶，都属于朋霍费尔所言的“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他们甘于愚蠢，正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听从方奶奶的忠告，选择反抗愚蠢。
“把自己养成蠢人”的案例，更加常见。且说我的两位朋友。其一是老检察官，为人正直，不过他的头脑，大抵可以说“传统”，他对美国的印象，不外乎政府飞扬跋扈、人民水深火热、种族歧视流行、文化危机重重。我劝他，书店谈美国的书俯拾皆是，不妨读两本，不为祛除偏见，但求加深了解。他连连摆手：我不读我不读!其二是律师，与检察官相反，他是美国通，不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无隔膜。他常把中国专制的责任推到儒家头上，再把儒家专制的责任推到孔子头上。对此我哭笑不得，劝他读《论语》和孔子传，看看孔子到底是不是专制者。他也是连连摆手：我不读我不读!
这两个案例，都不如刀尔登先生讲过的一个故事生动：
有位教师，一直把“免”字读如兔子的“兔”。这天讲拼音课，遇到“免”字，向学生拼道：“摸-烟-兔。”
回头想想，朋霍费尔使用“养成”一词，何其精妙(当然这得感谢译者)。愚蠢是一个缓慢养成的过程。养成之后，便坚贞不移，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哪怕你告诉他“免”的发音，他最后拼出来的还是“兔”。我那两位朋友，更加果决，不待你开口，赶紧掩耳。
然而，这已经不是少年伯格曼的时代，这已经不是“大跃进”的时代。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只要你不想愚蠢，那便可以脱离愚蠢。就此而言，几乎所有的愚蠢，都是甘于愚蠢，这的确不是理智问题，而是道德问题：犬儒、怯懦、蛮横、自欺……
比愚蠢更可怕的是甘于愚蠢，比甘于愚蠢更可怕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愚蠢。
文：羽戈。原文载于：《中国经营报》
附:朋霍费尔“论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 “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选自朋霍费尔《狱中书简》。延伸阅读
朋霍费尔著《狱中书简》，高师宁译，何光沪校，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
梅塔萨斯著《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顾华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