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中天

来源：读者参考丛书

【作者易中天，1947年2月8日出生，湖南长沙人，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2005年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2006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汉代风云人物》、《易中天品三国》。2008年主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2013年宣布写作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2013年12月5日，荣获第八届作家富豪榜最佳历史书。】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而在这些类型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型。 

贤妻良母传统的历史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人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女人们（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

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希望一个女人是“贤妻良母”，正如希望一个男人是“贤夫良父”的要求。至少是，“良父”的要求或许是有的，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什么的。但下面要紧接着又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最多，也不过要求他在道德方面，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楷模作用罢了。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决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决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违背女子天性的。 

我们先来看所谓“贤妻”。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但其实际内容却往往是“好媳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贤妻的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更何况，一个“好媳妇”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又不止于婆媳，没准还有姑嫂和妯娌。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最有可能获得好评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平庸的女人，或者是虽不平庸却善于藏拙的女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宝钗。王夫人是贾府中最没女人味的女人，薛宝钗则是守活寡的女人，然而偏偏是她们被视为贤妻。王熙凤倒有女人味，也聪明能干，但她虽然有老祖宗宠爱、王夫人偏袒，她的婆婆却并不喜欢她，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称她为贤妻。

除了“孝敬公婆”外，一个贤妻还必须“顺从丈夫”，也就是以丈夫的好恶为好恶，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换言之，无论在公婆面前，还是在丈夫面前，她都必须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这不但无理，而且在事实上做起来也很难。甚至，当丈夫的要求明显地损害了自己时，贤妻们也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应表示坚决拥护，并“助纣为虐”。比方说，古代丈夫要纳妾，真正的贤妻便不但必须拥护赞成，而且必须亲自去办。最贤的贤妻，还应该是丈夫还没开口，就把人给他开来了，让他喜出望外，大叫“夫人贤德”。比如《红楼梦》中的贾赦（一个老色鬼）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丫环鸳鸯，他的妻子邢夫人便忙不迭地亲自出马张罗：又是找鸳鸯谈话，又是找鸳鸯的哥嫂递话，又是到贾母那里去打探信息，结果碰了老大一个钉子，连贾母也不以为然：“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最后倒霉的，仍是这个女人：既丢了人格又丢了脸，既没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又没当上“贤妻”。 

我们知道，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男人的嫉妒还是女人的嫉妒，都是人的天性。贤妻的标准既然要求女人不得嫉妒，也就无异于要求女人不像女人。事实上，邢夫人也是贾府中没有女人味的又一典型。不过王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假正经”，邢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没名堂”。她们虽然让人厌恶，却也着实让人可怜。

贤妻不好做，良母呢？也未必好当。有人说，母爱是女人的天性，当个良母总归还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不然。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是良母。因为贤妻良母是一个整体，良母必由贤妻升格而来。一个女人如果并未取得贤妻资格，那么，她要想当一个良母，便往往很成问题。 

但是，即便是一个贤妻，也未必能成为一个良母。首先她必须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往往连贤妻的身份也保不住，除非用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办法来弥补。其次她必须生男孩。只生女孩不生男孩，事情也很麻烦。第三，她生育的儿子还必须成材。倘若儿子不成器，她就不但当不上良母，恐怕还要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

于是，对于这些女人来说，生儿子，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运气好的女人，可能婚后不久即“早生贵子”。这种好运气甚至可能使她不必经历过多的考验便立刻被视为贤妻，因为对于一个几世单传的家庭或盼孙心切的公婆而言，这本身就是贤德。但这决不意味着她就此便可轻松放任，因为还有“养”和“教”的任务在等着她。而且，一直要到她的儿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时，她企盼已久的“良母”的桂冠才算落到她的头上。这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那些运气不好，不会生育或尽生女孩的女人，便可能恨不得一辈子都变成生育机器。

一个女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男人难以想象的。过多地生育使她们过早地衰老，所以古有“女子三十而色衰”的说法。其实三十岁更具有成熟感，未必就没有魅力。其所以“色衰”者，恐怕主要因过早生育又过多生育之故。即便是那些生育不多又养尊处优的贵妇人，也会相当早地失去女性的魅力，因为她们必须去做“良母”。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仪则、风范、榜样、楷模。于是，她们便必须变得“端庄”起来，以免在儿女面前“不像样子”、“不成体统”。所以，那些英雄们的母亲，便往往是皱纹满面、白发飘零。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实在是损失惨重。

事实上，中国的良母虽然按规矩必须由贤妻升格而来，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是良母的成分要大大地超过贤妻。甚至，一个女人，只要被公认是良母，则一般都不会有人对她的贤妻身份表示怀疑。 

的确，中国的女性大都乐意也更善于做母亲，而不是做妻子。这种心理大概一半来自女人的天性，一半是她们自己母亲的言传身教所使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孩子少有机会外出上学，有的连外出玩耍的机会也不多，她们的天地就是她们的家庭，而中国传统的家庭又实际上是由一位或几位母亲来主持的。所以，她们的母亲就是她们人生课堂的启蒙教师和权威指导者，她们在母亲的身上看到的是自己未来的影子。无疑，她们很少能够看到母亲如何做妻子，更多地是看到母亲如何做妈妈。这就使她们对于做母亲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乐趣，至少会认为理当如此。

因此，中国的传统女性往往在做姑娘时就表现出母性来，比如对幼小的弟妹，或者对鳏居的父亲，都会充当起母亲的角色，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这样的女孩，结婚以后，往往都会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甚至对于自己的丈夫，也往往给予母亲般的关怀和保护，让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坐享其成，安享其福。如果所嫁的丈夫比自己小，这种溺爱程度还要加码，因此又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抱不抱得到金砖很难讲，但她把丈夫一半当弟弟一半当儿子来疼爱，倒完全有可能。 

与此相对应，在这种婚姻模式中，丈夫也很难会是什么“贤夫良父”，而多半是“浪子顽童”。在他们看来，婚姻不过是从一个女人的怀抱转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那么，在前一个女人的怀里干人才以（比方说吃奶），在后一个女人的怀里也干什么（变相吃奶）；对前一种女人是什么态度（比方说又爱又怕），对后一个女人也无妨采取这种态度（所以怕老婆的故事多有流传），而后一个女人也往往吃这一套。正如张铭远在《中国人的人生曲线》一书中所说，中国的不少夫妻关系，“恰如一个骄横的儿子和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关系一样。” 

（本文原标题为《贤妻良母》，摘自《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并收录于《读者参考》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