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峰

来源：金峰个人博客

笔者：雷人

引子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早就想把我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有志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的仁人志士提供一个真实的标本，并试图提出一些虽然缺乏专业学术造诣，但却是来自实际，并经过认真思考的见解，如果这些文字能够对基层官场生态的研究及治理产生一点儿认识价值，那也算是对本人碌碌无为惭愧人生的一点救赎吧！

本文内容系根据笔者的经历撰写，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所有人名地名全部用符号代替，为了叙述的方便，有时也采取小说家手法，将某人的“一嘴”和某某人的“一毛”合并在一人身上，为了避免一些故人偶尔看到一些细节会引起不适之感，在事件叙述上也特意做了回避性修改，比如将甲乡镇的事情挪到乙乡镇，但这并不影响基本事实的真实性。本文既非虚构小说，也非记事日记，只是一个说明问题分析问题的文本，所以，任何人如果试图对号入座，既是自寻烦恼，也是毫无必要。

为了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本内容，需要先向读者介绍一下笔者和笔者的生存背景。

笔者：雷人。

真是对不起，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虚拟的“网名”，也可以叫做“马甲”。但“雷人”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请允许我披着马甲和大家说话。雷人是一名乡镇干部，正科虚职，中共党员。我的出身也不错，父母都是党员干部，但我没有沾着他们的光，且不说他们早已退休，即便在位的时候，也只是早已被边缘化的基层干部，现在的我也是一位被边缘化的基层干部，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遗传的因素在起作用？我的父母都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那种很正统的老干部，尤其是我父亲，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我父亲出身贫农，没有上过几天学，是共产党把他培养锻炼成了一名精干的基层领导。他给我的教育是崇尚正气，正直善良，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干事，鄙视拉关系走后门。记得在他还有点小权利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有一次他把一个送礼的人推出门外，弄得人家下不来台（也就是一条香烟两瓶酒阿，就这样的小意思，当时被称作公关的“炸药包”、“手榴弹”，呵呵）。

邓小平时代之初，我父亲从公社书记任上调到一家国营资源型企业担任中层领导，后来实行“价格双轨制”，不少人托关系到父亲所在的企业买资源，转手倒卖发了财，有脑子活的普通职工也钻政策的空子，很快就在县城买了地建了房，但身为企业中层骨干的我父亲却没有一丝一毫发财的迹象，一家人多年挤在单位分的平房里。再后来这家效益还不错的地方国营企业在“抓大放小”的浪潮中被改制为民营企业，承包者成了资本家，工人沦为底层，企业管理层的待遇还算不错，可以拿到十几万到几十万的年薪，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我的父亲已经退休，不但错过了享受高薪的机会，反而由于臭名昭著的“退休工资双轨制”被沦为收入最低的阶层，只是最近几年才托纠错政策的福有所改善。

现在想一想，老实吃亏的父亲可能是我老实吃亏的一个根源。我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很善良的人，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与人为善已经渗透到血液里，凡事总把人往好处想，没有害人之心，也乏防人之术。我家还有一个传统是为人老实，守规矩，不给单位和别人找麻烦，这在后来人脉关系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里，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作茧自缚”。说到这里，笔者基本上可以提前做一个结论：正是传家的美德，让我在以后的官场生涯中惨遭逆向淘汰。

当然，笔者并无怨恨，也正是这传家的美德，让我享受了爱与被爱的美好，人生虽无建树，却也没有受到大的伤害。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明白，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先天的，后天的，品德，才干，机遇等等，决没有凡是“上去的”都是“坏人”，凡事“好人”都“上不去”的意思，更何况，鄙人大小不也是个官吗？再客观一点看，鄙人的德才也一定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也一定是我的人生轨迹中应该检讨的因素，因此，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力求避免怨天尤人，客观的叙述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个案，尽量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分析，并试图找到些许割除现实弊害的良方，这才是本文的目的。

第一部分：三个乡镇的经历

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一个机缘，从一家县属企业进入乡镇政府工作的。当时在我们这里，政府公务员明显比企业员工地位优越，从企业到事业、从事业到行政的调动叫逆向调动，而我从企业直接调到行政，从工人变身为干部，几乎没有可能。实现这种可能的是一个公开招聘干部的机会，爱学习的雷人终于“一鸣惊人”！我转行到行政的第一个职位是甲乡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两年后升任副乡长，我的故事就从甲乡开始。

甲乡

公开招聘是我到甲乡任职的一个机缘，另一个机缘是我的一个发小已经“发达”，正在甲乡担任党委书记，这就是G书记。是的，是G书记向组织部点名要我去的甲乡，他实质上是我至今为止遇到的唯一的“伯乐”，所以我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求”的说法感受颇深。

也可能有人会质疑我到底没有逃脱关系网的窠臼，但我们当时的相互欣赏并没有掺杂私心杂念，何况还有举贤不避亲之说嘛，更何况还有公开招聘在先呢。你可以想象当年尚且年轻的我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尽管当时的腐败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但我的内心依然充满希望，公开招聘的结果更使我对组织充满信心，再加上我和G书记的友情，而G书记又的确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人。当时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发扬优良的“家庭传统”，用实际行动赢得组织和群众的肯定，也不辜负老朋友的信任。

G书记是个好人。如前所述，我们是发小，和我一样性格内敛，严于律己，都属于“老实人”一类。G书记也是因为一次公开选拔的机会走上了乡镇书记的位置，他思路慎密，条理清晰，口才也好。但说实话，“好人”未必能够成为“好官”。在甲乡的四年，我亲眼看到了G的无奈，也体会了自己的无能，后来由于我不慎卷入了G书记和W乡长的矛盾，随着G的调离，我的好运随之逆转。

回忆起来，我们在甲乡四年干了两件比较大的事情。一是农业结构调整，我们乡选择的是“莲鱼共养”，这件事情完全失败，被当地的老百姓骂了N年；二是小城镇建设，在乡政府驻地新开辟了两条街道，这件事情毁誉参半，受益者有之，骂娘者有之。先说第一件事。

当时的农业结构调整是自上而下压下来的硬任务，和毛时代的“以粮为纲”相反，要求压缩粮食种植面积，迷信经济作物，巨大的宣传造势要人们相信这是富民的不二之策，县里选择几个支柱产业，要乡镇围绕这几个产业选择自己的“支柱”，甲乡根据本乡本来就是鱼米之乡的特点，选择了“莲鱼共养”，就是将老百姓的稻田统一改造为莲藕和鱼种养结合的连片基地。

这样的构想如果结合培育市场逐步尝试，未必不是好事，问题在于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不顾客观条件，一年之内就要形成多大的连片规模。我亲眼看到保守的G书记在上面的压力下将1000亩调到2000亩，2000亩调到5000亩，最后乡里动用了一切手段，软硬兼施，终于在沿路形成了号称5000亩的连片规模。

结果可想而知，因为没有形成市场，物贱伤农，农民愤而将不值钱的莲藕连同臭鱼污泥堆满了乡政府大院，要求赔偿，乡政府哭笑不得，赔礼赔钱，息事宁人。这件事情后来并没有被上级追究，因为这在我县各乡镇都是大同小异，上级的上级也没有深究，可见是一个大范围的共性事件。再说第二件事。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内地乡镇企业日益衰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向沿海地区流动，内地小城镇建设在经过第一轮的膨胀之后随之乏力，但地方政府在政绩追求的驱动下，依然将小城镇建设当做头等大事，政绩考核机制逼迫各乡镇盲目拉大集镇框架，甲乡的两条新街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被人为的硬拉了出来。

记得当时我曾经向G书记建议，认为甲乡的经济发展瓶颈在于第二产业，应着力于依托资源招商引资，拉长产业链条，发展第二产业，而不是盲目的开辟新街道。深知其中隐情的G书记当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硬着手腕做了此事。这两条街道在我们的任内只做成了两条毛坯路，沿路开发迟迟启动不了，占用的耕地长期被闲置，造成了浪费。

但多年之后，随着一批有了一定积累的外出务工经商农民开始返乡置业，地皮被反复炒作，奇妙的土地财政制造了一批富人，乡政府也从中得利，看起来我们当初的举动倒好像还有点儿超前意识。这件事情的利弊似乎现在还很难看清楚，虽然不少农民实现了在乡镇驻地置业的梦想，但沿街空巢比比皆是，不少人举债购房后并不在这里居住就业，他们只是把家乡的房子当做一个退路，依然孤身在外打拼，前途未卜，农村城镇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和G书记相比，W乡长私心较重，心胸比较狭隘，工作比较浮漂，把担子和责任推给了书记，自己悄悄的把精力花在走上层路线上。现在看来，W的策略的确比较高明，三年一个任期之后，G书记调到县直一个比较一般的局担任局长，W接任书记。以当时我们这里的官场“行情”看，乡镇党委书记任期满后如果不能提拔，一般是留任一期，或者调到一个较大的乡镇，再不就是调到一个较重要的局委积累资历，像G书记这样调到一个比较一般的局里任领导，说起来还是平调，其实有点儿“贬”的味道，而书记遭贬乡长反而上位，这幕后名堂可想而知。人云：地方有大小，部门有肥瘦，官场有行情，用人有亲疏。W的官运要比G顺畅，他没有走多少弯路，很快就升副处了，这是后话。

前面说过，G书记走后，我的好运开始逆转，这是因为一件事情让我和W结下了梁子，顺便也说一下哈。当时牵涉一个工程，也就是几十万的小工程，但在贫穷的甲乡也不算小事。记得班子会上书记定了下调子，大意是工程造价底线不能超过50万，公开竞标。几天后，一个当地老板拿着乡长签过字的合同找我加章（当时我管办公室），合同造价刚好是50万，但我知道另外一个老板的报价是45万，比原先拟定的底线少了5万。

为什么工程造价上就高不就低？如果是综合考虑，为啥不开会商量一下？不是说公开竞标吗？爱较真的我打电话请示书记，引发了书记和乡长的争执......，现在想来，这件事情不仅后来对我个人不利，对G书记也可能帮了倒忙，让书记乡长的矛盾公开化，罪莫大焉！以至于多年之后，熟悉的人再提起这件事情，都说我蠢的可以。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

乙镇

G书记调走后，升任书记的W很及时的给我穿上了小鞋。至于小鞋是怎么穿的，穿的是什么样的小鞋，咱就不细说了。反正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走人就是。就这样，一个像“躲瘟神”，一个像“送瘟神”，在G书记调走的第二年，经过组织部门，我调到了乙镇，雷人副乡长变成了雷人副镇长。还算顾面子，W亲自将我送到乙镇，按照当时的惯例还摆了一场迎送宴席，呵呵，组织上不算亏待我。

初到乙镇，摆脱了W的阴影，我的心情重新灿烂起来。我想，无论如何，只要做好自己，不管谁是领导，还怕他不待见咱？然而，事实再一次的教育了我，事实是多么的无情。乙镇的H书记是和我一起上任的新人，所以，乙镇的工作一开始由C镇长主导，因为我和H书记C镇长的交集构成了我在乙镇的主要经历，下面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先从C镇长介绍。

不客气的说，C镇长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但却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个性很强，以至于H书记也得让他几分。C的人品和领导素养显然比W更加等而下之，据说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我曾经很纳闷，这样一个没有水平的人为什么如此嚣张？后来渐渐看明白，他和W一样，把功夫用在了巴结上面上，上面有人，自然有恃无恐。初来乙镇，H书记还不熟悉情况，C镇长让我分管乡镇企业。

乙镇是一个穷乡镇，又刚刚搬迁了政府，前任书记留下一屁股债升官走人，财政吃不饱饭，就搞了一套土政策，将乡镇干部们分成几个“口”，每个“口”都分有“经济创收任务”，工资和任务挂钩，班子成员分口把关，想尽办法捞钱成了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这显然和当时已经在倡导的“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完全背离。我分管的“企业办”工作其实就是向乡镇企业征收“管理费”，乙镇有十几家小型矿山，镇里要求全年征收100多万元的“管理费”，平均每家企业将近10万元。当时的所谓“乡镇企业管理费”早已明令取消，乙镇的做法是公然的乱收费，这样的工作显然不能干，也无法完成！

一开始我并不太清楚这其中的内情，等到终于明白这活儿没法干的时候，我向H书记作了汇报，建议取消征收“管理费”，将“企业办”的工作重点转到安全生产管理上。书记口头上表示赞成，但却并没有采取行动去纠正。结果到年终我和同事们连工资都没拿全，没完成“任务”嘛！我一气之下向上级组织部门作了反映，但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反而让我的工作环境变得更糟。记得C在一次会议上阴阳怪气的敲打说：“现在我们镇里有杂音！你以为你是老几？县里把这个乡镇交给了书记我俩，没有交给你老几嘛！不要以为你是县管干部，我们决定不了你的命运......”言语之间，讽刺挖苦夹杂威胁，一派盛气凌人！

相比C镇长，H书记为人比较耿直，工作作风本来也比较强悍，但他和G书记一样，不太善于处理和上级的关系，转了几个乡镇一直上不去，等到乙镇的时候就有点儿心灰意懒，也不太有心思和镇长争权了，一开始基本上是镇长说了算，后来时间长了，书记的话语权开始增加，毕竟凡事要书记拍板。当时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乡镇工作环境都很恶劣，都存在机构臃肿、人员超编、财政困难、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象丛生、干群矛盾越来越尖锐等等问题，甚至有乡镇因财政破产发不下来工资被迫关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乙镇的第二年，上级开始号召乡镇干部外出“打工锻炼二次创业”，目的是采用宽松的政策，促使一部分干部自动离职，最终实现政府精简。政策很优惠，原单位工资照发，在外打工挣来的钱归自己，去留自由，啥时间想回来都行。即便组织上如此照顾体贴，响应的并不多，但正陷入困境的我恰像黑夜盼到曙光，第一个报了名。书记对我的举动很赞赏，正处于消极状态的他忽然灵感一闪，似乎发现了一个重新露脸的机会，就大张旗鼓的宣扬此事，敲锣打鼓的欢送我们，请电视台来采访，请县委组织部长到场鼓劲，还让我代表外出打工的同事们做了表态发言。

我们“打工锻炼”的地方是一家事先联系好的广东外资企业，那是一个标准的血汗工厂，在家里懒散惯了的乡镇干部们那里受得了那样的苦？不到半年时间即做鸟兽散，剩下我一个人坚持到年底，春节回家过年后，倔强的我本想继续外出打工，可家人却再也不肯放行了。走出“围城”的希望很快破灭，这不仅让我自己灰溜溜的，而且丢了H的脸，本来还算不错的书记从此也没了好脸色，乙镇我又呆不下去了！

需要坦白的是，甲乙两个乡镇的经历，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也有些忧国忧民之思，但我毕竟没能像当年湖北的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那样，写出《我向总理说实话》之类的谏言信，考虑再三，为了避免涉及任何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也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卑微的我隐名给国家信访局发了一封如实汇报乡镇实情的信件，请求转送有关领导，以求破解乡镇困局。

丙镇

让人感慨的是，组织上比资本家仁慈多了！即便是被边缘化的干部，即便领导不待见了，只要不是矛盾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或者你自己出了大问题已经无法掩盖，一般不会让你过不去，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算官场的潜规则之一。在乙镇苦熬了两年，我又调到了丙镇，丙镇比乙镇的经济条件要好一些，起码工资有保障，组织上又一次照顾了我。

我于2005年调到丙镇，正赶上乡镇机构改革，想必上级对乡镇的真实情况已经了解，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我那封信的作用，终于下决心动刀子解决问题了。当时乡镇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机关精简，二是职能转换。这次机构改革虽然和任何以往的好政策一样难免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但作用还是有一些的，至少已经持续多年的周期性机构膨胀终于得到遏制。

先说机关精简。当时的精简分作两步走：第一步，一般干部考试上岗，按照编制名额和考试成绩决定去留，丙镇原有机关行政事业人员100多人（不包括垂直管理的单位），只留70人，应清退30多人，这可成了一件头疼事。按说只要按规矩办事，公开透明，裁到谁是谁不就完了？但领导们不这样想，冠冕堂皇的话叫手心手背都是肉，裁谁都不忍心，说白了其实是在为自己着想，这些人盘根错节，利益交错，各有各的关系网，动了谁的奶酪都不好，一旦处理不善，弄不好会引火烧身。

于是，各乡镇的操盘手们在观望了一阵后，好像是一个老师教的，将本应清退的人员一律按“病退”处理，这样一来，这些人不用上班还可以拿到70%以上的工资，还不影响再谋职业，终于皆大欢喜。第二步是精简乡镇领导班子。丙镇原有班子成员15名，只保留9个岗位，其他乡镇大同小异。按照方案，乡镇领导班子成员需要竞争上岗，这一下不仅难坏了乡镇书记们，县委书记也发了愁，比起一般干部，这班人的奶酪更不能随便动啊！

最后领导们急中生智，又推出了一个土政策，规定任副科一定年限的乡镇副职领导，可以转换为正科非领导职务，这样一来化解了大部分超编职数，回避了触及矛盾的竞争，又是一个皆大欢喜。要说这种做法与当下出台的县以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方案暗合，似乎也还有些超前，但这在当时还意味着这些被一刀切的干部被过早终结了仕途，其中不少人不过四十出头，正值盛年。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便于大领导的掌控和为在他们的掌控之下提拔新人预留空间。

尽管这次改革有所变味儿，但由于自此乡镇人事关系冻结，将近十年没有进人，人员超编问题逐渐得到消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雷人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对号入座，由副镇长变成了“正乡级干部”，这算是升官呢还是贬官呢？已经经历了许多的雷人已经不太在意了。

再说职能转换。政府职能转换是更加带有根本性的一项改革，舆论准备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据我观察，县乡两级的“小诸侯”们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在旧的行政体制框架下，政府所有资源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运转，一是为党政主要领导脸上贴金，搞政绩工程；二是政府“公司化”，想方设法挖掘财源（土地开发及乱收费等）。

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与机关精简相比，政府职能转换更多的流于了形式，甚至被擅自改变。比如机构改革要求设立的“三办四中心”，竟被视作儿戏，根本不当一回事，各乡镇仍旧按自行设置的那一套“口办”运转，像“文化服务中心”，就被视为赔钱不落好的事情，连块儿牌子都懒得挂，卫生防疫科技咨询之类的公益服务根本无人问津。说什么“服务型政府”？实在是对牛弹琴！

不过，由于中央宏观政策的影响，还是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与机构改革相呼应，有两大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取消农业税，二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这两大措施大大改善了乡镇政府的生存环境，大大缓解了乡镇政府和广大农民的矛盾，现在乡镇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不那么突出了，但要从根本上转变执政观念，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换，还差得很远。

我来丙镇将近十年，历经两任书记镇长。前任F书记，是个厚道人，温文儒雅，几乎没见过他发脾气，但不务实，喜欢搞形式，口才虽好多是空话；而前任M镇长则比较刚猛，喜怒形于色，貌似猛将风范，但思路欠缺，又比较任性，难以服众。两人性格各异却并不互补，书记宽厚失之于软弱，镇长严厉失之于刻薄，书记势弱但位高，镇长势强但位卑，两人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内耗不断，导致本来条件不错的丙镇工作一直处于全县中下游水平，最后两人双双调离，算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结论。

现任L书记，属于久经官场历练的老手，不唱高调，不开长会，话捞稠里说，只讲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夹杂一些“球”呀“吊”呀之类的粗话。我发现粗俗的L要比文雅的F更受欢迎，尤其是开短会，很合大家的胃口。不知道组织上是不是有意搭配，现任Z镇长是个年轻人，书生意气尚存，人比较正派，还没有被庸俗的官场习气所污染，和雷人也比较对脾气，是除了G书记之外另一个比较欣赏我的领导。

当然这位小兄弟还是嫩了点儿，也只能随波逐流。现在丙镇是L当家，奉行庸俗的市侩哲学，在风头正紧的当下，以“不出事”为最高追求。总起来讲，丙镇的环境比乙镇好多了，至少工资不愁，领导也比较好对付，但我心意已懒，既没了在甲乡的激情，又没了在乙镇的棱角，我已变得得过且过。

几位历任县委主要领导

说过我在三个乡镇的经历，再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几任县委主要领导，也很有必要。县委Z书记是一位比较清廉的领导，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虽然他到我们县里担任书记的时候，社会风气已经不那么干净了，大约是优良传统的惯性作用，还是会有些好领导。Z书记的廉洁形象得到了群众的肯定，至今仍有不少人还在传颂他，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通过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方式选用了一批干部，这在当时是领风气之先的。

Z书记是历任县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有些学者气，讲话很有水平，现在已经官居正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要知道“腐败”了没有？谁知道呢。Z书记升迁后，J县长接任书记，是为新世纪之初。相比之下，这两任的水平落差很大，J书记不仅水平差，口碑也很差，此人调走多年以后，还有不少关于他的笑话在流传，有一则很夸张的笑话这样说：想升官不难，给J书记送钱得了，只要摸准行情，别忘了留下名字，隔门缝塞到他屋里就管用。

虽然传得这么邪乎，但J很平安，他后来平调到市里一家实权部门，干到了退休，平安着陆。J之后是F书记，此君颇有政治明星风范，讲话有气吞山河之慨，有人说曾见他对着穿衣镜练习讲话，也不知真假。这位看起来气势非凡的书记在升任副厅之后迅速陨落，因贪腐被拿下，据说还写下了一篇感动人的悔罪书。

F之后是X书记，好像是老天有意安排他们前后出台表演，X讲话俗不堪耐，但他很会搞关系，跑了不少钱，干了不少工程，最大的政绩就是继承F的未竟事业，完成了政府大厦和配套的大广场，虽说这些政绩工程招了不少骂，但在客观上拉大了城市框架，促进了地方发展，被认为不管咋说是个有本事的人。

X后来也升任副厅，走后有很多人告他，经历了一场危机，最终被化解。再之后的Y书记，貌似忠厚，行事比较谨慎，不怎么干事了，却还是栽了，现在仍在双轨之中，前后对比，让人唏嘘不已。好了，说的够多了，现任某书记咱不说了，人家还在表现之中呢。我县自Z至Y，五人书记倒下了两位，这比例够惊人的！相比之下，我所经历的三个乡镇主要领导们还算安全，只有乙镇的H在我调走后栽了，不少人为其惋惜，都说H其实还算比较正派，是被“隔墙撂砖头”砸到了，而一看就不是好鸟的C反倒至今安然无事。

（待续，请静候明天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