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许多人质疑，民国时期为什么能出一批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大家，而今天少见？

笔者以为，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跟当时的教育格局有关。

据资料统计，1922年，南京有私塾五六百所，广州有一千多所，全国加起来有一万多所，遍布广大乡间的三家村式的蒙塾更是无以计数。从数量上说，远远超过当时全国的新式小学，形成蔚为大观、新旧并存的格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那么，这一格局对当时的人才成长起了什么作用？

检索史料，我们发现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民国时期的那一批文化大家，童蒙时几乎无一例外接受过私塾教育。陈寅恪，出身文化世家，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周树人，6岁入塾，12岁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五经。钱穆，9岁入私塾，熟读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早年所受的“落后”、“封建”的私塾教育，并没有妨碍他们日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进而成为融通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子。而陈、胡、周三人，更被公认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不仅如此，即便是当时培养出来的一代科学大家，也可以从他们早年求学经历中找到私塾教育的轨迹。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乃钱穆之侄，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杨振宁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背过《龙文鞭影》等，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时任清华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无独有偶，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高锟，从小在上海长大，每到寒暑假，其父专门为他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读《论语》、《孟子》，还有《古文观止》，并且都要背诵。

今天，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培养不出如民国那一代的大家？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新旧并存、活泼多元的教育格局，为他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后来者再也不可能有的黄金时代；而新旧、中西两种教育的交汇融通，也奠定了他们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深厚根基，更熔铸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襟怀。

任继愈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学者。他6岁左右入私塾开蒙，9岁进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后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念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在他生前，笔者曾与他有较多交往。从任继愈先生身上，笔者真切感受到一代儒者的精神风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这样的精神气度，在当今学者身上已鲜见矣。

一个人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私塾教育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让儿童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扎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汲取其精华。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能流长。这样的教育会影响一个人日后在治学上的气象与格局，以及为人处世的胸襟与境界。

今天，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出现一批思想学术大家时，不能不联系到他们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当然，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后来在此基础上接受的现代西方教育的熏陶有关。在民国一代大家身上，是中西合璧的教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