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弟弟，二先生周作人曾经说过：“人不可太长寿，普通在四十岁以后死了最得体“，“从前圣王帝尧对华封人说道，'寿则多辱'，这在唐尧且是如此，何况我们呢。”

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66年1月，周作人此年81岁。话音刚刚消下去一年多一点，这位不穿袈裟的老“和尚”，就撒手人寰，“涅槃”了。

“寿则多辱”是周作人晚年经常挂在嘴边也经常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这绝不是空洞的感慨，实在是人生经历积淀而成的由衷之言。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八道湾住所“苦雨斋”遭到刺客枪击。这一年，周作人55岁，很符合他说的“死了最是得体”的年纪。出乎意料的是，毛衣上的一颗纽扣，竟然变成了一个盾牌，神奇地挡住了那粒子弹，让他躲过了一劫，死里逃生，只是出了一身冷汗。

假如没有这颗救命的钮扣，周作人果然亡命在枪口下，这一死还真够得上“得体”了。因为尽管此前，周作人没和北大师生一道弃敌南下，留在了业已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而且还参加了由日本入侵者主持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人格气节抹上了不洁的污渍，但是，终究还是没走到落水成为汉奸的地步。

（青年周作人）

宽容点说，作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风云人物，，大作家大教授，周作人此时为55年的人生画上句号，那可比阿Q被枪毙前，画的那个圈圈圆得多了，苦雨斋里的这个“和尚”，也就可以像苏东坡侍妾王朝云那样，口念金刚经，告别人世，修成正果了。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如”。钮扣救了他的命，也扭转了他的乾坤。就在被刺后的十二天，即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得意洋洋地当上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此后，一“当”而不可收。直到1945年8月20日，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最后一个官位为止，共“当”了或实或虚的伪官职34个。其中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伪国民政府委员最为显赫耀眼。

六七年间，周作人虽然身为奴才，却风光一时。曾率领代表团出访日本，奴颜婢膝地拜会了内阁，外务，文部等多个部门，被視为“上宾”受到款待。

周作人对日本风情，绝不陌生，曾如数家珍一般的多次写在大作里。可作为“上宾”，当他盘起两腿坐在榻榻米上，借助一串串灯笼的晕光，观看歌舞伎的表演，品尝料理，大饱眼福和口福的时候，那感受与往昔情景所给予的，根本无法相比。可是这位饱读四书五经的大学者，沉浸在“福”中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来老子那句“福兮祸所伏”的著名语录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周作人的官运“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转眼成了阶下囚，以汉奸罪名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周作人被押赴法庭受审）

当时担任《大公报》记者的黄裳，著名书评人兼藏书家，应该是周作人的老相识，而且大概还是他的铁杆粉丝。他为此怀着好奇而又复杂的心绪，特意去进行“采访”。他写道：“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口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地上爬，躺下去了。”

此情此景，多么暗淡悲凉，惨不忍睹，哪里能见得到一点为“人”的脸面和尊严呢。尤其是对周作人这样超然物外，已经习惯了被别人尊重敬仰的大教授大作家，无疑是在经受一场精神的炼狱，从中得到的是奇耻大“辱”。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的身躯虽然走出了深牢大狱，但他的心灵仍被无形枷锁囚禁着。背负洗刷不掉的汉奸恶名，被打人“另册”。尽管拿着政府的补贴，还是被柴米油盐酱醋茶，闹得钱袋子里经常是瘪瘪的。无奈，只好忍痛变卖一向視为珍宝的书籍文物。

他在日记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1960年8月19日，中国书店王姓来看旧书，售去北汉碑册等及新杂书，估价百元。”，“10月16日，文物书店二人，来看古砖，售去八方，又齐白石横披，共四十五元。”还有，不一一列举了。可以想像，当周作人眼见这些珍藏让人带走，他一定会尴尬得颜面扫地，抬不起头来，心里更是别一番难言的滋味。捏在手里的何止是人民币，也是沉重难堪的屈辱。

在老朋友曹聚仁的关照下，周作人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竟急不可耐地连连写信催要稿费：“聚仁兄：近半个月来，无日不盼望港汇，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只好再催老兄费心，赶紧一办。”“聚仁兄：今日收到港币汇款百元，费心甚感。惟目下需款甚急，得此仍感不足。”此等信函，一字一句，与沿街乞讨者口中说出的那些“行行好，可怜可怜”之类的话语，实在没什么区别。周作人握笔落墨的时候，肯定是要厚着脸皮的。

周作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也与“辱”相随相伴。“文革”开始的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查封了八道湾周家住房，周作人从住了四十多年的“苦雨斋”，给驱逐到一个小棚子里安身。

有人回忆：“当我们走进他被关押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着一个白色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可见，“辱”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在老虎桥监狱那些日子。

1967年5月8日，83岁，堪称“寿多”的周作人，就带着后半生，一直摆脱不掉的“辱”，亡命在这个狭窄的小棚子里。而且离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陪伴，好一派凄凉孤寂。

但愿九泉之下，周家二先生，再也没有“辱”骚扰他的灵魂。

（本文插图由小文编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