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则多辱”,周家二先生的凄凉晚景 (马风/文) 鲁迅先生的弟弟,二先生周作人曾经说过:“人不可太长寿,普通在四十岁以后死了最得体“,“从前圣王帝尧对华封人说道,'寿则多辱',这在唐尧且是如此,何况我们呢。” 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66年1月,周作人此年81岁。话音刚刚消下去一年多一点,这位不穿袈裟的老“和尚”,就撒手人寰,“涅槃”了。 “寿则多辱”是周作人晚年经常挂在嘴边也经常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这绝不是空洞的感慨,实在是人生经历积淀而成的由衷之言。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八道湾住所“苦雨斋”遭到刺客枪击。这一年,周作人55岁,很符合他说的“死了最是得体”的年纪。出乎意料的是,毛衣上的一颗纽扣,竟然变成了一个盾牌,神奇地挡住了那粒子弹,让他躲过了一劫,死里逃生,只是出了一身冷汗。 假如没有这颗救命的钮扣,周作人果然亡命在枪口下,这一死还真够得上“得体”了。因为尽管此前,周作人没和北大师生一道弃敌南下,留在了业已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而且还参加了由日本入侵者主持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人格气节抹上了不洁的污渍,但是,终究还是没走到落水成为汉奸的地步。
宽容点说,作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风云人物,,大作家大教授,周作人此时为55年的人生画上句号,那可比阿Q被枪毙前,画的那个圈圈圆得多了,苦雨斋里的这个“和尚”,也就可以像苏东坡侍妾王朝云那样,口念金刚经,告别人世,修成正果了。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如”。钮扣救了他的命,也扭转了他的乾坤。就在被刺后的十二天,即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得意洋洋地当上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此后,一“当”而不可收。直到1945年8月20日,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最后一个官位为止,共“当”了或实或虚的伪官职34个。其中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伪国民政府委员最为显赫耀眼。 六七年间,周作人虽然身为奴才,却风光一时。曾率领代表团出访日本,奴颜婢膝地拜会了内阁,外务,文部等多个部门,被視为“上宾”受到款待。 周作人对日本风情,绝不陌生,曾如数家珍一般的多次写在大作里。可作为“上宾”,当他盘起两腿坐在榻榻米上,借助一串串灯笼的晕光,观看歌舞伎的表演,品尝料理,大饱眼福和口福的时候,那感受与往昔情景所给予的,根本无法相比。可是这位饱读四书五经的大学者,沉浸在“福”中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来老子那句“福兮祸所伏”的著名语录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周作人的官运“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转眼成了阶下囚,以汉奸罪名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当时担任《大公报》记者的黄裳,著名书评人兼藏书家,应该是周作人的老相识,而且大概还是他的铁杆粉丝。他为此怀着好奇而又复杂的心绪,特意去进行“采访”。他写道:“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口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地上爬,躺下去了。” 此情此景,多么暗淡悲凉,惨不忍睹,哪里能见得到一点为“人”的脸面和尊严呢。尤其是对周作人这样超然物外,已经习惯了被别人尊重敬仰的大教授大作家,无疑是在经受一场精神的炼狱,从中得到的是奇耻大“辱”。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的身躯虽然走出了深牢大狱,但他的心灵仍被无形枷锁囚禁着。背负洗刷不掉的汉奸恶名,被打人“另册”。尽管拿着政府的补贴,还是被柴米油盐酱醋茶,闹得钱袋子里经常是瘪瘪的。无奈,只好忍痛变卖一向視为珍宝的书籍文物。 他在日记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1960年8月19日,中国书店王姓来看旧书,售去北汉碑册等及新杂书,估价百元。”,“10月16日,文物书店二人,来看古砖,售去八方,又齐白石横披,共四十五元。”还有,不一一列举了。可以想像,当周作人眼见这些珍藏让人带走,他一定会尴尬得颜面扫地,抬不起头来,心里更是别一番难言的滋味。捏在手里的何止是人民币,也是沉重难堪的屈辱。 在老朋友曹聚仁的关照下,周作人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竟急不可耐地连连写信催要稿费:“聚仁兄:近半个月来,无日不盼望港汇,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只好再催老兄费心,赶紧一办。”“聚仁兄:今日收到港币汇款百元,费心甚感。惟目下需款甚急,得此仍感不足。”此等信函,一字一句,与沿街乞讨者口中说出的那些“行行好,可怜可怜”之类的话语,实在没什么区别。周作人握笔落墨的时候,肯定是要厚着脸皮的。 周作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也与“辱”相随相伴。“文革”开始的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查封了八道湾周家住房,周作人从住了四十多年的“苦雨斋”,给驱逐到一个小棚子里安身。 有人回忆:“当我们走进他被关押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着一个白色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可见,“辱”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在老虎桥监狱那些日子。 1967年5月8日,83岁,堪称“寿多”的周作人,就带着后半生,一直摆脱不掉的“辱”,亡命在这个狭窄的小棚子里。而且离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陪伴,好一派凄凉孤寂。 但愿九泉之下,周家二先生,再也没有“辱”骚扰他的灵魂。
(本文插图由小文编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