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清朝皇帝相当忠实地遵守早朝的时间，说明这是个严谨恪守规矩的王朝。最近我读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其中的一些记载验证了这个判断。只是日记里对上朝时间之早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如1896年2月的一天，光绪皇帝要见官员，恽毓鼎必须四点钟就到景运门朝房等候，七点钟在乾清宫引见。3月初的日记则说某次上朝要凌晨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光绪帝先到中和殿看版，所谓看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员写的文件，然后再召见官员。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后还要在朝房等候许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泞，在车中颠簸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还容易染上寒气，导致身体不适。怪不得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就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都是让上朝过早给闹的，这声叹息颇似感同身受。

不过要想通过以上的描述断定清朝官员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偿命你可就错了，因公劳累只是个假象，一个关键证明是早朝完毕后官员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似乎还远不及当今的打卡白领那般辛苦奔命。皇家上朝时间虽然很早，不时会迫使官员天没亮就得匆匆赶场，但一旦早朝仪式结束，官员可以立刻回家睡上一大觉，直到日落才醒也没人管你。如不打算睡觉，剩下的时间也完全归你支配，真可以说是想干啥就干啥。与上朝这类公事相比，恽毓鼎大量时间会花费在与科举同科或乡亲好友之间的团拜上面，写一些私人应酬的书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比如有一阵很多人送来扇面给恽毓鼎要求题字，桌面上扇面常常堆积如山应接不暇。此外回复信函和闲逛琉璃厂淘旧版书也是重要的活动。据他自己的统计，仅1908年一年就收到各省的信件达五六百封，内容全是委托办事，谋取差缺等事。这些信虽不必一一回复，但拆阅处理也须耗去相当长的时间。

表面上看，官员受公事牵扯精力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多，但私事应酬却是如一张大网，常常罩得人喘不过气来。从日记上看，赶赴私人饭局几乎占去了恽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而且多属人情世故之举，不可轻易拒绝，有一次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日不有应酬，无日不有饭局”，以致“疲困浮动，颓然病矣”。所以日记中时常发出自责的声音。在1905年3月的一则日记中，恽毓鼎就自责说：“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也就是说再这样消耗下去和小人没什么区别了，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有一次恽毓鼎络绎不绝地接待了十几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举步。他不由自主地开骂起来，觉得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发出冤苦的抱怨。

1906年2月20日午前恽毓鼎连续接待了五拨儿客人，感到头晕气短，等客人刚离去，就呕吐起来。于是他发出了一阵感喟，说西人彼此见面时会就事论事，聚会后也不迎不送，宴会上谈论闲情私事，公事免谈。中国却恰恰相反，那些来访的人，明明有想说的事，却先做无数浮泛的言辞加以铺垫，废去许多口舌后才进入正题，已耗去无数精神。等到了该说之事，说起来又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喋喋不休，听起来让人厌烦无比，其实几句话就能说清。如此下去，主人哪里会不困，哪里会不怕会客？他说遇到一个朋友托他办事，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送到大门，又照说一次。他感叹这种人必不能决大疑、成大事。所以他“每悬想荒江老屋，耕读自娱，不复问人间事，恐生平无此清福也”。

我们从一个清朝官员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里发现，处理公事的部分其实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时间会消耗在私事应酬的漫长程式里。这些私事有些可以自行支配，有些则如无法摆脱的劳役，其中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