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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淫残暴的金主完颜亮，心中有一块柔软的地方。 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是当时天下最繁华的地方。完颜亮极度崇尚汉文化，喜欢读柳永的词，幻想着江南的旖旎风光，陶醉于江南的诗情画意。 完颜亮说，他终有一天要带领百万雄兵跨过长江，到西湖边上，骑马踏上吴山第一峰。他从诸军中挑选5000精兵作为自己的亲军，迷之自信地夸下海口：“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为此，完颜亮怀揣着对江南的向往，率60万大军，兵分四路，大举攻宋。这场征战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也引发金人内乱，最终草草收场，不可一世的完颜亮被叛变的金兵乱箭射死于营帐之中。完颜亮不是第一个为江南着迷的帝王，也不是最后一个。 时至今日，学者葛剑雄谈及江南文化有四个显著特征。他认为，江南在很多方面代表着全国的最高水平，不管是江南的学术、文学、艺术、民俗，其历史底蕴和文化厚度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 江南，让多少人魂牵梦绕？ 01.先祖的踪迹1973年夏季，位于浙江宁波余姚县的罗江公社，眼见所处的低洼之地又将面临雨季洪涝灾害的侵袭，便未雨绸缪，在姚江边上扩建排涝站。施工过程中，泥土中却逐渐翻出了黑陶片、动物骨骼和石器等堆积物。 负责人得知后，心知一切并不简单，便立即进行了保护和上报。 从此，中国考古史上揭开了无法绕过的一页——河姆渡文化。
距今约7000年前，河网密布、土壤肥沃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气候比如今更加温暖湿润。位居长江下游的余姚县河姆渡村，孕育出了一种与黄河流域截然不同的农业文明——稻作农业。 在河姆渡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历经数千年仍旧完好、清晰可辨的人工栽培水稻遗物，主要为稻谷、稻叶、谷壳、焦谷、稻杆等：“在刚刚揭开的瞬间，稻叶呈绿色，叶脉清晰，甚至连稻谷上的绒毛也依稀可辨。”（吴玉贤《遥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经后来鉴定，河姆渡遗址中的稻谷主要为栽培稻中的籼稻。再经出土面积、厚度换算推测，当时，河姆渡的稻谷生产总量可高达120吨以上。
如此丰富、成熟的稻谷遗存发现，揭示了中国为亚洲栽培稻发源地之一。 除了在这片肥沃的田地上种植、采集和渔猎，河姆渡文化还构建起了别具特色的聚落：为适应浙江宁绍平原的潮湿温热，他们率先建起了既防潮又通风的干栏式建筑，上方住人，下方放杂物或蓄养牲畜。而让这些木制建筑始终稳固的，是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榫卯构件。 有学者认为，河姆渡人所建的干栏式建筑，不论是结构复杂性还是建造难度，都超过了同属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半穴式建筑。
人类文明之光，在小小的河姆渡地区发散，照亮了长江流域，也照耀着华夏大地。 与河姆渡文化同一时期，距离宁绍地区不远的太湖地区，则聚居着另一群先民。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因以浙江嘉兴马家浜为典型，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马家浜文化。 考古发现，马家浜的先民同样种植水稻、饲养家畜，生存模式与河姆渡人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工具样式上则有着明显不同的文化面貌。在属于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遗址（浙江桐乡）中，人们同样发现了籼稻遗存，除此以外，还发现了较多的另一栽培稻亚种，粳稻。
截至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栽培稻遗址多达百余处，其中，以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丰富，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和罗家角遗址都是史前稻作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它们共同反映了，至少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中华先祖已进行了颇具规模的稻作农业生产。 如今，稻米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之一，我国也是世界上生产稻米最多的国家。人类得以饱腹，生生不息，仰赖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亦仰赖勤奋、智慧的先祖。 一千年后，太湖地区的先民逐渐进入了崧泽文化时期，以太湖东岸的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为典型。这一时期，人们依旧从事稻作农业生产，但比起过去，他们的石器工具被打磨得更加精细，制陶工艺有着显著进步。 接着，先民们继续向前，走到公元前3200年前后，以玉器闻名的良渚文化出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高潮。人们认为，良渚文化的存在，切实证明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
良渚文化，得名于浙江余杭良渚镇，实际遗存有130多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在各处良渚遗址中，最为瞩目的是其墓葬及随葬品。各种不同形制的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分化出不同的等级阶层，财富差距逐渐明显：贵族墓，墓穴宽大，随葬品精致、丰富；平民墓，不成规模，随葬品简陋。 贵族墓中出土的大量玉琮、玉钺、玉璧等礼器，更有着明显的神权和军权象征。玉器曾是古代重要的祭祀礼器。良渚玉琮外方内圆，象征地和天，穿过中间的孔，有沟通天地的寓意。 人类社会发展距离有史记载的文明时代，越来越近了。
在条件优渥的长江下游，中华先祖的足迹层层叠叠，遍布多地。他们靠着智慧和双手，从茹毛饮血走向了渔猎耕作，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极大贡献。这里每一处史前文化遗迹，都在向今人吟咏着过去远古的记忆。
02.帝王的偏爱先秦时期，尽管长江下游已发展出先进的稻作农业，但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看来，都不过是蛮夷之地。 日后闻名于天下的吴越文化由此兴起。传统史书认为，吴文化始于“太伯奔吴”，建立勾吴古国；而同气共俗的越文化，则可追溯至夏朝少康之子无余封于越国。 春秋战国时期，以吴王阖闾和夫差、越王勾践为代表的国君，实施强国之策后，吴、越两国轮番称霸，江南一带也随之迅速崛起。
千百年来，江南一带凭借其精致典雅的文化氛围，获得了许多人的偏爱。 君王亦然。 帝王们时常巡游江南，流连忘返。更有甚者，长眠于这片繁华的土地之下。 一座座帝陵，藏着许多江南往事。 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杨广，晚年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度过。 杨广一生共三次下扬州。人们都说他贪图江南美景，在扬州夜夜笙歌，骄奢淫逸，对天下乱局无动于衷。殊不知，他对扬州的特殊感情，也许来自于年少时，在江都招抚叛者的那几年，那是他帝王霸业的开端。
随着隋末乱世进入尾声，公元618年，江都依旧繁华热闹，宫里的隋炀帝却只能边照镜子，边对萧后呢喃：“好头颈，谁当斫之？”这颗头颅，最后被缢杀于当年帮他谋取帝位的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手上。 隋炀帝死后，萧后和宫人拆下床板做成棺材，将杨广及其儿子赵王杲一同埋葬在江都宫西院流珠堂下。宇文化及离开后，隋朝大臣陈棱在成象殿为隋炀帝守棺，而后葬于吴公台下。直到李世民平定江南之后，又将其改葬在扬州雷塘。但此后，无人打理。 这位帝王的陵墓逐渐荒芜，直到清代学者阮元“考证”雷塘附近某一大土墩为隋炀帝陵，出资修复，让人书写墓碑，隋炀帝陵才得以重见天日。不过，经近年考古研究发现，真正的隋炀帝墓并非如今已修整得十分完善、作为文保单位存在的扬州邗江“隋炀帝陵”，而是在扬州西湖曹庄中的两座“不起眼”的砖室墓。
隋炀帝的埋身之处，不论是何处，看上去似乎都十分黯然。 有人讽刺隋炀帝：“帝业兴亡世几重，风流犹自说遗踪。但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驾九龙。”（宗元鼎《炀帝冢》） 但亦有人评价他：“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 隋炀帝在他钟爱的扬州留下的，绝非只有荒淫无道的花边新闻，而是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以及扬州的几世繁华。
而在浙江杭州，位置优越、规模宏大的吴越国王陵，则让人时刻铭记着那位让江南繁荣至今的奠基者，吴越国王钱镠。 钱镠生于唐末，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乱世下，年轻的钱镠在一次偶然的平叛招募中，跟随了时任石镜都镇将的董昌，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将近二十年，他跟着董昌平定各路叛乱，立下战功，屡屡升迁。 天复二年（902年），他因平定两浙内乱等功绩，被唐朝中央进封为越王。此时，钱镠已在两浙地区声望极高，手握重兵。而5年后，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此时，钱镠属下纷纷劝他拒绝封号，出兵讨伐朱温。但这时，钱镠只选择了在部下面前折箭为誓，保证世代归顺中原。 目的只有一个：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这种爱民思想，早于当年钱镠受命讨伐动乱的董昌时已有苗头。 895年，势力愈发壮大的董昌要在越州自立为帝，建立大越罗平国，并任命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尽管董昌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钱穆还是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与其关起门来做天子，与天下百姓一起深陷于生灵涂炭之中，不如当一位节度使，享受终身的富贵！”钱镠此话，重点实不在于享受终身富贵，而在于避免世间生灵涂炭。 钱镠在世时，不论中原称帝的是谁，他似乎都毫不在意，只是安分地守着自己脚下的土地：投入大量精力修筑钱塘江沿岸的捍海石塘，治理潮患；派兵屯驻农民在河渠两岸建起的圩田，因堤坝可起到内围田、外隔水的作用，保证丰收；开浚钱塘湖，引湖水为涌金池，与运河相通，便利灌溉、游览；修筑城墙，拓建苏杭……
种种“保境安民，发展农商”的措施，让江南一带在五代十国时期，始终远离中原的混战割据，迎来了最好的发展阶段：当时，吴越国聚集了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以此为起点，长三角地区崛起为中国近千年来最富裕的地区。 后来，宋人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说。 如今，当我们走进吴越国王陵，登上凌烟安国楼，江南的绿水青山，一览无遗。而秀丽风景下，埋藏的是钱镠对这片土地和百姓的本真之心。钱镠所为，无愧于他生前所言：“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03.人间的天堂所谓人间天堂，该是何种面貌？或许，是江南园林的模样。 园林，作为一种经人力加工建成的自然场景，包含了自然和人文之美。所谓“物质的园，精神的场”，讲的就是欣赏古典园林，除了欣赏有形的景色，更要体会其无形的精神内涵。 中国园林的兴建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帝王、贵族们划地为“囿”，在其中打猎娱乐。直至秦汉，人工造园都绕不开人们创造人间仙境的意图，以宏大奢华的风格为主。 到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进入转折期。 其时，建康（今南京）经济繁荣，作为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建都之地，皇家园林也在此兴建。历朝历代统治者围绕“一城山色半城湖，全城尽映湖当中”的玄武湖，建起了江南地区较早的皇家园林。 建康宫苑以天然山水为主，园林建筑为辅，较为著名的有华林园、上林苑、乐游苑、芳林苑等。这些以筑山、理水构成的人工园林造景，逐渐写意，总体营造出一幅静默幽深的景致。
而下层的文人雅士，因受风云多变社会的冲击，亦逐渐既醉心清谈、寄情山水。于是，适合居住、宴饮的私人园林也愈发多起来。谢灵运曾于会稽始宁（今浙江绍兴上虞）建有始宁园，在其长文《山居赋》中，详细地描述了始宁园的周边环境、景观特色、闲适生活等，总体感受可概括为“暨其窈窕幽深，寂寞虚远”。 中国园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风格逐渐从宏大华丽转向自然文雅。其中，江南园林更是成为了园林发展中的主力，一路大放异彩，最终成为中国园林艺术中的佼佼者。
现代人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园林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做到了绝顶的人园合一。 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为沧浪亭，因宋人苏舜钦闻名。1044年，苏舜钦被政敌诬陷免职，闷闷不乐，来到江南一带游走散心。这一行旅，竟让他意外寻得一处三面临水、四面环树的僻静之地，一出手就是四万贯钱。买下后，他临水建亭，取名“沧浪”。园子里，无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只有葱郁古木、清新山水，却让苏舜钦过得十分快意。 他常与欧阳修、梅圣俞等人作诗唱酬往还，沧浪之名因此传开。他对种种不公的郁闷，早在园林美景的熏陶下消散、释怀：“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苏舜钦《沧浪亭记》） 后世，沧浪亭成为了许多人的精神圣地，人人寻迹，为的是感悟那份“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惬意。
建于元代的狮子林，一说以院内石峰林立、状似狮子而得名。它不同于常见的皇家园林、文人园林，它由高僧天如禅师的弟子所建，属寺庙园林。狮子本即佛教圣物，以此命名，也极具禅宗特色。狮子林以假山著称，山的形态，仔细看，像佛教故事中的人、狮、兽等，层层叠叠，群峰起伏，似有佛理寓于其中。 倪瓒途径苏州时，曾受当时狮子林的主持如海邀请，为狮子林作画题诗。倪瓒所绘的《狮子林图》，吸引无数文人拜访，狮子林开始声名大振。后来，成为了苏州四大名园之一。
而建于明朝的拙政园，与沧浪亭一般，同样有着官场失意的主人。园主王献臣，进士出身，历任御史、巡抚等职，遭东厂构陷后心灰意冷，便卸任还乡，购得一处大弘寺遗址，修整为园。辞官的王献臣以西晋文人潘岳自比，借用其《闲居赋》所言：“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将园子命名为拙政园。 文徵明游览后，曾画下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并一一题诗。其中，《梦隐楼》曰：“林泉入梦意茫茫，旋起高楼拟退藏。鲁望五湖原有宅，渊明三径未全荒。枕中已悟功名幻，壶里谁知日月长。回首帝京何处是，倚栏惟见暮色苍。”在拙政园中，心与景通，感知功名利禄，不过是虚幻而已。 如今，拙政园被誉为苏州四大名园之首。坊间传闻，《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与拙政园有着某些原型联系。因为，曹雪芹年少时，曾随家人到过苏州拙政园。而在《红楼梦》第四十四回中，有化用李商隐诗云：“留得残荷听雨声”，观荷听雨，不禁让人联想到拙政园中的“留听阁”。
同建于明朝的留园，最初称东园，后易主至刘恕更名为“寒碧山庄”，俗称“刘园”。后来，清朝巨富盛宣怀之父盛康购得后，又以“长留天地间”为寓意，更名为留园，沿用至今。留园素来以精巧的建筑空间设置闻名。在第一任主人徐泰时建成之时，袁宏道曾做客游览。游览后，袁宏道留下了“宏丽轩举，前楼后厅，皆可醉客”的盛赞。 苏州除以上四大名园以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网师园、环秀山庄、虎丘等名园，其数量之丰富，实难一一列举。每一座苏州园林，都有着别具一格的造景特色。唯一的共性在于，它们无不充满着诗情画意，让人仿佛置身画卷之中。
同处江南的扬州园林，在过去，也曾有着“扬州园林之胜，甲于天下”的美誉。至少在明清时期，人们认为，最好的园林不在苏州，而是在扬州。 比起苏州园林，许是因为地方比较大，扬州园林的造景和布局显得比较开敞、规整。与此同时，得益于大运河，扬州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因此，扬州园林既有北方之雄奇，亦有南方之秀丽。 扬州城外有一河道，名为瘦西湖，以其为中心，建起了许多园林，连绵长达八公里。
沈复曾在赴幕府之聘时游览扬州瘦西湖，尤其是宋代欧阳修被贬谪为扬州太守时修建的平山堂。沈复在游记中夸赞路上园林景致：“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可见瘦西湖沿岸造景极其精妙。
明清时期，在瘦西湖以外，扬州还建有何园、个园、小盘谷等名园，它们一同成为了江南园林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江南园林，是江南文化最著名的一张名片。江南地区独有的精气神，尽在其中。 04.扎堆的才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提到江南，绕不开数量极多、成就极高的江南士人群体。 江南群英荟萃，人才辈出，他们通常不仅擅作诗文，在绘画、书法等方面成就也极高。一代又一代的江南才子，在继承和碰撞中，为中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记忆。 出生于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的顾恺之，自小博览群书，行文、作画和书法，样样精通，尤其绘画。人们称赞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 顾恺之极其擅长人物画，开创了“秀骨清像”和“春蚕吐丝”等人物画法，留下了《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传世名画。除此以外，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三篇绘画理论文章，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绘画以形写神，由顾恺之始。
在顾恺之的引领下，苏州人陆探微及张僧繇，也走向了绘画写形的道路，又在模仿中进行了突破。陆探微学“秀骨清像”青出于蓝，笔锋锐利，十分有“神”。由于他画的帝王宫妃活泼有神，于是便成为了刘宋明帝最宠信的宫廷画师。而张僧繇，脱离“密体”走向“疏体”，擅长用简单明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形象，在绘画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张僧繇的画法直接影响了唐代画风。
江南好山好水，从不乏有心人吟咏、描绘。于是，五代北宋间，江南诞生了江南（山水）画派。 “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清岚为一体”，董源、巨然二人，在水墨画中开创和发展了“披麻皴”技法，所绘山水画，对宋元明清几代的山水画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两人被视作江南山水画派的开山鼻祖。 “披麻皴”是一种表现山石结构和细密纹理的技法，由董源首创。董源作画时，以真实江南山水入画，配以该绘画技法，江南地区草木葱郁、峰峦层叠、流水潺潺的画面便栩栩如生，逼真传神。
而巨然，师法董源，他不但继承了原有的技法，画出层次丰富的山水；更甚的是，他还自创了相较董源笔触更为丰润的“短披麻皴”，让笔下的江南山水少了几分浑厚，多了几分清爽，自成一格。
从此，后来人作山水画，皆少不了对董、巨技法的模仿。 元朝，赵孟頫和“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作为南宋遗民及江南士人，在异族统治的郁闷中，将中国绘画发展推上了新的高潮。 被誉为“元人冠冕”的赵孟頫，在绘画上取唐宋之长，开创元代文人画简约、尚意的新画风。所谓“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赵孟頫将文人画的发展推至成熟。
“大道痴人”黄公望，五十岁前挣扎于仕途，屡屡失败后入道隐居，“生平嗜懒成痴，寄心于山水”。黄公望观察山水，常常能到达废寝忘食、淋雨无碍的地步。在这种极致平静的状态下，黄公望年近80岁高龄才开始画的《富春山居图》，终成中国山水画史上第一代表作。
“黄鹤山樵”王蒙，虽为晚辈，却成就很高，董其昌曾赞他“若于刻画之工，元季当为第一”，而于王世贞看来，王蒙更是可与黄公望同论的推动元代山水画变革之人。 倪瓒为人狷介，不同流俗，他的创作“有意无意，若淡若疏”；“梅花道人”吴镇，一生隐逸，画竹技法一骑绝尘。 至于明朝，江南又为中国画坛贡献了“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吴派绘画艺术远继北宋董巨，近追元季四家。吴门四人成长于苏州，生活环境相当，师生、戚友关系密切，所作山水画风格大体一致。他们的画作，文人士大夫的写意味道更浓。江南胜迹在他们的笔下获得了另一种永恒。
而“吴门四家”中的唐寅和文徵明，又与祝允明、徐祯卿合称为“江南四大才子”。四位“明星”，一同在中国文坛上留下一道闪耀的光芒。 明清时期，江南特殊的商品经济环境催生人欲，民风逐渐开放，此时，江南文人群体中还涌现出许多思想、行为与传统士人相背的“怪人”。 有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被群起而攻之也要写人世间的情爱欲望、腐败黑暗；有画风奇特的“扬州八怪”，他们愤世嫉俗，作画题材和技艺都不受古法束缚；还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逆势而行，对君主专制发起猛烈抨击……
“江南自古多才俊”，江南文士的传奇，千百年来，说不尽，道不完，也永不落幕。后人总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获得启发，汲取力量。 06.民间的瑰宝在史籍留名的传奇人物以外，对长江下游文化影响至深的，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民众。 那些从民众日常生活兴起的通俗文化，是地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蕴含着这片水土最根源、纯粹的生命力。 戏曲，是中华文化中极其重要的艺术形式。曾经，中国文化部在全国300多个戏曲剧种评出了“中国戏曲三鼎甲”：分别为京剧、豫剧和越剧。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县，最初只是一种简单说唱，从清朝咸丰年间一位农民发起的“落地唱书”而来，唱的是农民的生活故事。后来，经过精心编排演出，“落地唱书”变成了“小歌班”“绍兴文戏”等。 20世纪20年代后，当女班演员加入戏曲班子，登上上海的舞台，这个来自小地方的戏剧形式，火了。最后，大众以嵊县属绍兴，绍兴是春秋越国所在之地这个理由，趋于称这种戏剧为“越剧”。而后，经数十年发展，越剧已经由上海发扬至全国，跻身戏剧三鼎甲。
除了越剧，发源于长江下游的徽剧、黄梅戏和昆曲等，同样大放异彩。 清初，发源于安徽的徽剧已盛行于江浙一带，至清朝中期，风靡全国。对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发生于乾隆年间的“徽班进京”。1790年，为庆祝乾隆八十大寿，三庆班进京演出，大获成功，拉开了“徽班进京”的序幕。而后，京城市民的文娱活动总少不了徽剧的影子。再后来，经程长庚等艺人的创作，京城中的徽剧与众多剧种交相融合，孕育出了后来的国粹——京剧。
同样盛行于安徽的黄梅戏，起源则最早可追溯至唐朝的黄梅采茶歌。其发源于湖北黄梅，但发展壮大，则要归功于安徽安庆。黄梅戏到安徽的扎根源于水荒，黄梅灾民和流浪艺人靠沿途卖唱糊口。当黄梅小曲来到安庆，因语言相近，很快便被接纳传开。 到20世纪50年代，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将传统曲目《董永卖身》改编为《天仙配》搬上银幕，黄梅戏因此一跃成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享誉海内外。很长一段时间，黄梅调电影都十分受欢迎。 至于昆曲，发源于元末明初的苏州昆山，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百戏之祖”。之所以有此美誉，是因为昆曲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各种声腔及民间音乐以充实壮大，同时亦反哺各种声腔。各个剧种的表演大师，几乎都有昆剧功底。如京剧大师梅兰芳、俞振飞等人，所演的《游园惊梦》堪称经典。有时，他们还会在京剧表演中融入昆剧技艺，以丰富表演。 在戏曲以外，盛行于江南的民间工艺美术，同样有着不朽的文化价值。 发源于苏州吴县的苏绣，刺绣工艺水平极高，与粤绣、湘绣、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其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吴国，被用于衣物装饰上。苏绣的起源和发展，仰赖土地肥沃、气候湿热的江南：蚕桑养殖业发达，盛产丝绸，后来成为了全国重要的丝织手工业中心。 宋代，苏绣已有极具欣赏性的作品出现，明人张应文曾称赞宋时的苏绣可比绘画更让人惊艳：“针线细密，用线仅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唼喋之姿，佳者较画更胜。” 明清时，苏绣进入全盛发展期，在社会需求下，苏绣技艺和作品都有着极大的提升和突破，以至闻名全国。
苏州城中除了刺绣，还有同样工艺水准极高的木版画——桃花坞木版年画。 明朝以来，因江南一带兴起刻书藏书的热潮，雕版业的发展随之而起。其中，一部分雕版能手，他们并不囿于印刻书籍，而是与文人合作，创作出精美的雕刻年画以贩卖。 清时，桃花坞年画极其兴盛，苏州闾门一带曾有五十余家年画铺，年产年画百万余张，销往国内多地，甚至远销南洋。线条精细、秀雅的桃花坞年画，汇集着江南的文化灵气。
关于江南的繁华记忆，脑海里浮现的还有耀眼的灯火。 苏州有“禁中元夕张灯，以苏州为最”的赞誉；扬州有“夜桥灯火连星汉”的浪漫；杭州有“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火不绝”的壮观；南京有“光借王城云烂熳，影流千户月婵娟”的盛景……江南一带的灯彩，在历朝历代的元宵佳节中，走向繁复和绚丽，映照着这片富裕、繁华的土地。
如今，江南已无烛影，但万家灯火却更甚从前。 如今，提及长三角地区，首要印象不再是山山水水，而是发达的经济，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众多高新技术产业。
望向灯火通明的江南，时常会让人晃神：似乎看见了七千年前的先民在向我们走来，又或是，飞速发展的科技社会，在向我们招手。 在这片开放包容的江南水土上，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始终熠熠生辉，照亮古今。
... 完 ... 参考资料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丁光勋：《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格致出版社，2011年 浙江省文物局等编：《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张忠培，严文明著，苏秉琦编：《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王玉德：《曲水回廊：长江流域的园林》，武汉出版社，2006年 王朝彦：《氍毹天地：长江流域的戏剧》，武汉出版社，2006年 张乐和：《艺苑群英：长江流域的艺术家》，武汉出版社，2006年 何红一：《镂月裁云：长江流域的民间工艺美术》，武汉出版社，2006年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顾嘉懿：《揭开江南文明的曙光 河姆渡遗址考古50年》，《宁波晚报》，2021年10月19日A3版 于锋：《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曾经“闭塞”的江南，怎样成为“人间天堂”》，新华报业网，2019年11月1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