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容假设，而南明也不可能复振。

满清之所以能取天下，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内部的凝聚力和坚强的核心层。这一点明代也曾有过，不过，那是在他们“二祖”（太祖、成祖）时代。以皇太极与朱由检相较，连傻子都知道朱由检的水平之低下。适时，明朝不是没人，而是没人会用，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孙承宗，这五个人随便用好了哪一个人都不容易让满清得手，至少得手不会那么顺利。清同治六年，曾国藩同赵烈文聊私房话，连赵烈文都说：“国初创业太易，······所以有天下者太巧。”

清军入关以后，满洲贵族的核心是多尔衮，此时南明还在闹内讧，闹内讧的根本原因不就是缺少核心人物吗？顺治七年，多尔衮嗝屁，但这时，清朝最危险的难关已然度过，之前的李成栋、金声桓和姜瓖的叛乱都被平定下去，此后尽管有李定国的所谓“两蹶名王”和郑成功兵临南京，但强弩之末的态势已经昭然若揭。南明三个皇帝，弘光、隆武、永历，均非“威福自专”的主子，更非中兴创业的大帅，像李定国、郑成功他们，虽然可以统带方面，却绝非全局之才，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人物将他们聚拢起来，合理使用，胜败尚在未定之间，而像朱由崧、朱聿鍵、朱由榔这三位，那是无论如何挑不起这副重担的。（南明三帝中貌似多人对隆武朱聿鍵抱有同情，其实此人也是志大才疏一流的人物。）

南明历史上最鼓舞人心的一段是李成栋、金声桓、姜瓖的反正。后人论史包括顾诚在内，都认为南明没有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进取以至于功败垂成。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反观造反的这三位都是首鼠两端、朝秦暮楚之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毫无政治信仰和民族大义，完全凭借个人利益取向来决定其向背顺逆，这首先在惯于用旗帜忽悠人的中国传统的政治史上输了关键一招。中国传统政治中，起反的首领人物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超凡魅力，且不论这种魅力是假造的还是自身具备的，然而这样的光环一定要有。可是，谁都知道，李成栋是因为与佟养甲尿不到一个壶里去，金声桓是因为不满章于天的凌逼，姜瓖是龃龉清廷的责骂，这样的反正本身就是先天不足，指望他们能够襄助“中兴”，那也真是做“美丽”的南明梦了。

事实上，即便李定国、郑成功他们也不脱割据自雄的流俗，郑成功一生最大的两个对立面施琅和黄梧，都是他自己一时的武断树立起来的，他身边最具智慧的名将甘辉等人也都是他一手断送的。李定国可圈可点处较之郑甚多，可在马吉翔等人的问题上却又迂阔得多。

由此看，这样一个抗清的班子，怎么能够让南明成为南宋呢？

至于南明难作南宋之续的另外一个种因，也是我们今天着重要谈到的问题，即像明代这类高度集权专制体系下的一元化社会陷入崩盘，注定落花流水。正所谓海内一旦板荡，神州必然沉陆。集权系数越高，这样的结局也就越有可能。明朝如此，清朝也是如此，赵烈文不是对曾国藩说了嘛：““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可是，明清两代或者说类似的集权统治者是不会吸取这类教训的，关于这一点，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在做皇子时写过的一篇论汉元帝的文章中便已透露了出来，他认为：“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刚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缓。亡速者，一知其将危而济之以宽和，犹可挽救于末路，亡缓者，相互牵连受苦，日甚一 日，虽有贤者，亦无以善其后者。故刚暴之亡国也，或聚敛诛戮之已甚，众叛亲离，而祖宗之德泽未泯，身虽亡而国祚有不绝者焉。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祸，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换言之，统治者宁可选择“刚暴”，也不会去选择“柔懦”，宁可错杀三千，也不令一人漏网。

也正因为这样，南明的翻版总会在历史上找到与之雷同的轨迹，帝国的前途是循环，循环的前途是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