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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古桥是黄昏下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是夜半钟声中一缕淡淡的客愁，“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也是豪门世家兴衰变迁的见证者，“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古桥，坐落在山川河涧之间，使人们不必再为跨越天然障碍而跋山涉水。看花开花谢，观云起云落，斗转星移已千年。
桥，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作如下解释：“桥，水梁也。从木，乔声，高而曲也。”最初是由古木自然倒下，跨于水上形成。我国众多的桥梁类型中，梁桥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其次是浮桥、索桥等，最后才发展出拱桥。 史籍中最早的桥建造于商代，名曰“巨桥”。《诗经·卫风》曰：“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所谓淇梁，即架设在淇水之上的桥。淇水因淇县而得名，即商朝首都朝歌。《水经注》记载，巨桥边有一个大粮仓，商纣王囤积了大量粮食，却不愿发给饥渴的民众。周武王伐纣后，才在巨桥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可见，在先秦的夏商周三代，中国已经具备架设原始桥梁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桥梁越来越多，且与诸侯争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无论是宋景公试箭的“石梁”，还是吴王阖闾请士兵们大搓一顿的临顿桥（位于今苏州），都没有保留下来。从春秋时期延续至今的桥，只有位于西安的“灞桥”。 当年，秦穆公称霸西戎，与晋国缔结秦晋之好，成就一番霸业。为了彰显称霸之功，秦穆公特赐滋水名“霸水”，并在此兴建桥梁。霸同灞，这座桥就成了灞桥。
从地理上看，横跨灞河两岸的灞桥位于关中要道，是秦人东出攻伐诸国的必经之路，故有“得灞桥者得天下”之说。秦始皇派兵东出函谷，灭六国，四海一。灞桥迎接从前方战场凯旋而归的大秦锐士，又在短短十四年后，见证了秦帝国的灭亡。 公元前207年，曾为秦朝亭长的刘邦率先一步攻入咸阳城，之后驻军霸上，在鸿门宴中有惊无险，全身而退。霸上，就是灞桥边上的平原——白鹿原。最终，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强大的项羽，统一天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四百年后的东汉末年，关中大乱，百姓纷纷由灞桥东逃他乡。“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逃出长安后，站在灞桥边回首长安，写下诗句：“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由于中国古代早期造桥工艺的限制，相较于笨重坚硬的石材，深山老林里自然生长的千年古木在加工上更为便捷。因此，古人在营建桥梁时，最先考虑的便是将树木打磨成造桥所需的“梁”与“柱”，再将二者以榫卯相连接，形成全木质结构的梁柱桥。 灞桥最早便是采用这种工艺。但木头本身具有易燃性，且长期浸泡在水中容易腐朽，在长期使用中很容易出现事故。如《汉书·王莽传》中记载：“地黄三年（公元22年），灞桥火灾，自东起。卒数千以水凡沃救不灭。”
随着汉代冶铁技术的提升，桥梁设计者开始以更坚固的石料代替木头作为桥墩，将架桥用的石材利用打桩工艺，深埋地下，以“托木+石梁+石轴”的组合稳固桥身，使之形成最稳固的基础支撑体系，是为木梁石墩桥。 木梁石墩桥的出现，让灞桥迎来新生。隋唐时期，灞河“筑堤五里，栽柳万株。”灞桥两岸，丝丝垂柳轻抚驿站外诗人的离别之情。唐代刘禹锡曾作诗：“征徒出灞涘，回首伤如何。故人云雨散，满目山川多。”经过历代重修、扩建，灞桥已然成为西安的一处文化地标，诉说着诸多沧桑往事。
木梁石墩桥出现之后，桥梁设计师在此基础上以石梁替代木梁。流传至今的古代梁桥多半是这类结构，而古代梁桥建筑成品最多的省份，当属福建。自宋太祖至宋理宗的300年间，仅泉州一地，架设此类桥梁数就多达275座。 以泉州洛阳桥、晋江安平桥、漳州江东桥、福清龙江桥为代表的“福建四大名桥”皆为石梁石墩桥。
福建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梁桥成品最多的省份，主要得益于其地理区位因素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势呈“依山傍水”。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土地的90%左右，木石易取。宋代，朝廷在泉州设立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地方上也积累了大量财富用于修葺桥梁，互通有无。 这其中以宋仁宗年间，蔡襄主持修建的泉州洛阳桥最具特色。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位于泉州洛阳江出海口，全长834米，宽7米，是千年前著名的跨江、跨海大桥。即便是在今日，修建跨海大桥也颇有难度，宋代洛阳桥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
相传，当年蔡襄在修桥时也曾遇海潮涨落不定。为解决造桥的不利因素，蔡襄曾给“海神”写过一篇檄文，得到一个“醋”字的谶语。醋，拆解即为二十一日，酉时。蔡襄按照提示准时开工。果不其然，从那天起，施工水域潮水连退八天，桥墩基础工作安全完成。 实际上，洛阳桥并不像传说中那么玄乎。在技术还不算成熟的宋代，洛阳桥以条石为基础打造石墩，采取一排横、一排直的十字排列结构，使桥墩本身得到强化。再依照船在水中航行的分浪原理，将桥墩设计成船型，减少潮水对桥墩的冲击，达到经久耐用的目的。图片｜泉州洛阳桥 · 图虫创意 ©
为了巩固桥梁基石，设计者还利用牡蛎作为桥墩粘合剂来稳固桥体，防止位移。据《本草衍义》云：“牡蛎附石而生，相连如房，故曰蛎房。”蛎房的特殊性，对胶结洛阳桥恰到好处。 洛阳桥建造成功后，掀起了一波“造桥热”。在丰富的想象空间中，古代的桥梁工程师又相继造出了“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安平桥、江西婺源彩虹桥、宁波金鸡桥等。
图片｜安平桥，俗称五里桥，是现存最长的古代石桥。1138年倡建安平桥时，泉州港已进入鼎盛时期。走上这座石桥的蕃客，来自阿拉伯、印度、越南、非洲大陆、欧亚大陆。他们满载茶叶、瓷器、丝绸、香料等货物而归 · 图虫创意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平铺石板搭建过江用的桥梁。因此，在随后设计的梁桥中，设计师尝试将桥梁上的木材层层挑出，承接短梁，纵横交错，木上加木，每层往外延伸几尺，形成一个类似于古代宫殿设计中斗拱类型的桥墩梁枋结构，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分散桥墩本身承受的压力。 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减少桥墩，增加桥身长度和跨度，在满足设计美学之余，还预留了安全空间。这其中以湖南醴陵的渌公桥较为典型。
渌公桥又名渌江桥，位于醴陵状元洲西侧，始建于南宋年间，原为木梁木柱的多孔连续伸臂梁桥，后改为石梁石墩伸臂桥。南宋年间，著名诗人范成大曾赴任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途经此处时，留下《醴陵驿》一诗，以“渌水桥边县，门前柳已黄”描写了此桥的风貌。 在水道阻隔交通的古代，渌公桥始终控扼湘东孔道及南北往来要冲，从南宋一直到到清末民初，将近七百年间，数十次毁于天灾人祸，而桥址和五墩六孔的规制一直未变。虽经民国最后一次改造成大石拱桥，为九墩十孔，但“渌（六）公（孔）桥”的民间名称沿袭至今。
除此之外，在四川、甘肃、西藏等地，这种伸臂式桥梁也颇为常见，如四川木里伸臂梁桥、西藏昌都云南桥、甘肃文县阴平桥等。
在广西，侗族人有另一种设计理念。他们认为，造桥工艺可以更加活泛，且桥的价值不仅在于供人们行走，遮风挡雨与供人歇脚的功能也是缺一不可。故在此理念基础上，他们设计出了一座程阳永济桥，也称“程阳风雨桥”。
整座桥在设计上呈现“简约”风格。建造桥梁时，施工者没有使用一颗钉铆来建造桥梁。反而选择在桥墩上打凿很多大小不一的榫，然后使用一些形状不同的木条进行斜插衔接。为了稳定桥梁本身结构，设计者在每个桥墩上都建造了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亭子，既可方便行人歇脚休息，又可增加桥墩自身重量，使桥梁本身达到力学平衡，一举两得。 从远处看，桥墩上修葺有5个亭子和19个桥廊，廊亭相连。桥亭飞檐高挑，雕梁画柱，将传统汉族工艺与少数民族艺术风格合二为一。如今，集桥、廊、亭三者于一身的程阳永济桥，因制造工艺绝无仅有，已名列“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
古人发现，在造桥技术上可突破原先单一的梁拱伸臂式结构，建造出更具艺术难度的叠梁拱飞桥。这种桥无钉、无铆、无桥墩，完全依赖于榫卯以及木材本身的韧性，凭人手紧密相连。 关于这种桥的结构技术，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虹桥曾有相当写实的呈现。
随着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在湖北利川、福建寿宁等地，山谷之间，飞梁架设其上，成了两山之间唯一的交通要道。 叠梁拱形式的桥梁并非创始于北宋。据记载，早在唐代，今天的甘肃兰州雷坛河上便有一座握桥，相传是仿“河厉”之制而建。河厉，是吐谷浑所建造的一种桥型。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对兰州握桥给以很高的评价，盛赞其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
叠梁拱式桥梁的代表还有甘肃的另一座古桥——灞陵桥。灞陵桥桥身高耸，桥面为三道阶梯状通道，中宽边窄，且有扶手栏杆相配，既可远眺，又助攀登。桥两端建有飞檐式廊房，四角抖起，脊耸兽飞，似巨龙凌空而起，颇为壮观。 传说，明初名将徐达征战元将李思齐，兵至渭源，因河水拦阻无法继续向西，命当地居民和兵士修建一座便桥。徐达做梦受汉武帝爱妃指点，用木笼装石为墩，桥墩上架木为梁，上铺木板，覆盖泥土，为应急所需。
此桥于是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建设，经清同治年间、1919年、1932年、1984年四次大修，形成今天的格局。在握桥拆除后，灞陵桥更是成为全国唯一一座纯木质叠梁拱桥。
拱桥技术成熟后，石拱桥也成了代替全木质结构的主流桥梁，如中国最为知名的敞肩型石拱桥代表——赵州桥。
赵州桥始建于隋代，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隋炀帝当政时，隋朝大兴基础工程建设。挖运河、修宫殿、修桥梁成了这一时期国家工程建设的重点项目，赵州桥的建筑设计理念也蕴含着大气、精巧的特点。因此，接到任务的桥梁工程师李春开创了敞肩式石拱桥的建设。所谓敞肩式，即在原先叠梁拱的架构基础上，再于大拱的两侧添加小拱，形成拱上拱。 这样的设计，除了具有对称美学的感官视觉之外，小拱的分力支撑还可减轻大拱的压力，让桥身始终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同时，通过增加过水面积，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刷，增加桥梁的安全性。
江南一带，“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水网纵横交错，水路交通异常发达。在建设石拱桥时，设计者普遍会先考虑桥梁置于河道之上，是否会阻碍正常的水路运输，因此，在这里经常能看到坡度较高的单孔石桥。
如上海朱家角镇泰安桥，高且陡，是全镇最陡的一座石拱桥，桥堍竖立旗竿石两块，系悬路灯所用，是往来船只的航标，桥两旁青石扶手上的飞云石浮雕，古朴淳厚。还有苏州吴门桥，江苏省现存最高的单孔古石拱桥。
不过，相较于赵州桥的灵巧和江南古桥的单孔高拱，更多的石拱桥则更考虑桥梁本身的实用性。在单孔石拱桥面世以后，多孔联拱石桥随即到来。多孔石拱桥让桥身长度越变越长，与伸臂式梁桥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相较于后者，其重心更加平稳。
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上，横跨着大名鼎鼎的卢沟桥。这座桥梁承载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而从桥梁本身的实用性而言，卢沟桥桥墩采用与泉州洛阳桥一致的船型桥墩基础，在每个分水尖的前端，各装有一根三角铸铁，边宽26厘米，锐角向外，以减轻洪流和冰块冲击，保护分水尖的稳定。
在观赏性上，卢沟桥的设计者显然也注重雄伟大气，485只形态各异的石狮子型石垂直竖在桥面上，除了稳固桥身，更显卢沟桥庄严肃穆，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是否有一座桥能集合以上全部优点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广东潮州，始建于南宋初年的广济桥就是一座集浮桥、拱桥、梁桥于一身的桥梁。由于此地在古代是福建和广东交界的水上交通要道。因此，在设计桥梁之初，设计者便想到要为未来水上航行留出多余的空间。
在建造桥梁的层面上，设计施工人员并没有参考江南地区的单孔石拱桥，而是采用了一种与浮桥相连接的方式，以舟船为基础，运用水的浮力进行支撑，将桥梁的长度继续延伸，直至与对岸相连。
这样做的优势便是当航道繁忙时，架拆便宜的浮桥可让出足够的航道空间给船只经过，让两岸经商往来畅通无阻。但这样一来，架设在江面上的广济桥便失去了承载桥上人、车行动的能力。物尽其用的潮商在此开辟出一片市场，以桥上形态各异的桥亭为据点，经营各式商铺，招揽往来商旅。故而，广济桥又有“廿四楼台廿四样”、“一里长桥一里市”之美称。
与南方水乡相比，西北、西南等地相对交通闭塞，居住于此的古人建桥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在沟壑纵横、河水湍急的地方，人们往往只能通过“溜索”，将一人一物以惯性的方式运送到对岸，达到走出大山的目的。 如此落后的交通方式显然有局限性，特别是当遇到突发事件或战争时，一人一物的运输，势必会造成较大困难。因此，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并解决汉、藏之间道路交通问题，下令在四川大渡河上进行了一次新的尝试，修建泸定桥。
此桥为悬挂式铁索桥，全桥由桥身、桥台和桥亭三大部分组成。桥身由多根碗口粗的平行铁链构成，桥栏直接由铁链架设，底下并排铁链铺上木板形成桥面，扶手与底链之间用小铁链相连接，各铁链环环相扣。
桥台位于桥身两端处，桥台内固定铁桩，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的落井铁桩里， 桥头两岸桥头古堡为汉族木结构古建筑，风格独特，桥西端观音阁下存有康熙立的匾额。
历史上，这里不仅见证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还见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1935年，长征路上的红军向大渡河挺进，此时能通过大渡河的仅有这条康熙年间修建的铁索桥。为了尽快完成大部队的战略性转移，22名红军战士受命完成夺取泸定桥的攻坚任务。当时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涂上了汽油，并以机枪、炮兵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泸定桥桥面。
然而，红军战士并没有退缩，他们手持短枪，腰背长刀，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战士除了武器，每人还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最终胜利夺下泸定桥。 古桥承载历史的记忆，飞架两岸。无论是早期出现的木梁桥，还是渐次发展出的石梁桥、石拱桥、铁索吊桥，它们承载的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步伐，也是历代能工巧匠的集思广益，更是中国传承千年的“天人合一”思想精髓。在数不胜数的中国古桥中，设计师将这种文化内涵深深注入每一座桥梁中，流传至今。
... 完 ... 参考资料 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吴礼冠：《图像中国古代桥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明文书局，1991 杨士金：《叠梁拱桥研究》，《公路》2002年第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