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华夏君主不像后来的大多宋明君主那样，男不男女不女，伪娘气息严重，他们大多怒目金刚，血性十足，颇有阳刚之气。赵武灵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提到先秦时代赵国的这位君主，熟悉历史的读者可能马上会联想到一个成语：胡服骑射。了解这个典故的人们多以为那时的华夏人不如少数民族善战。但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讲，华夏人的总体文明程度远高于西北少数民族。比较游牧民族华夏人与其说“不善战”，不如说“不彪悍”。而赵武灵王之所以要“胡服骑射”，不仅要提高本国人单打独斗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雄风”来。

如何体现“雄风”？那就是像胡人那样，像个男人样去战斗。

主动学习去做个男人，就像主动改变自己一样，与被迫屈服于做某件事有本质的不同。

赵武灵王是典型的少年君王，他统治的赵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赵国的北方有漫长的疆界，与楼烦、林胡和东胡等游牧部落接壤，注定要受到他们的侵扰。这些游牧部落的骑兵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快。善搞突袭闪电战。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在赵国边民没反应过来时就突然杀到，等边民反应过来时，已经被冲杀得人仰马翻。待赵国大部队赶到时，人家已经带着劫掠的物资绝尘而去。所以，在边关战役中，游牧部落往往占据优势，这里除了他们的战马速度优势外，还跟他们的对手笨拙相关，而对手的笨拙首先表现在行动不便的装扮。当时的华夏人，身穿宽袍大袖，袍子必须拖地盖脚，衣袖宽到膝盖，长得伸不出手，走不动路。赵国人的装扮也大致这样，赵军的盔甲很笨重，结扎繁琐，骑马很不方便。

所以，赵武灵王想要轻装上阵，自己带头，易服。

挂上前进挡的改革总会遭到固步自封者的阻挠。赵武灵王的改革遭到朝中元老强烈反对，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认为，这相当于“文明回归野蛮”，他说“中国者，聪明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

公子成说，我们华夏中国，是四海宾服群夷向往的文明之地，礼仪之邦，本来是他们应该学我们的，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少年君王的回答是：“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你说的那些都是俗套，我要做的，就是去俗，更换新鲜血液。

回归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说，叔父老了，抱残守缺。而且，这里混淆了两个概念：精神和文化。精神和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精神，有精神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游牧民族的“血性”精神正是华夏人需要的，这与文化程度高度并无关系。

其实，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并不是改变了传统礼仪服装，而是改变了军服。“易服”的功效并不止于外形，它不仅使赵军轻装上阵，而且更令赵国浸染了“全民皆兵”的雄风。有了骑兵，有了轻快便捷军服，有了骑射功夫，再加上举国“不惧战而善战”的国风，赵国很快入列“战国七雄”。

我们知道，华夏的传统武装大多以步兵为主，赵军也不例外。而游牧民族则是以骑兵为主。就战斗作风而言，一般骑兵的气势要比步兵足。但赵武灵王率领的赵军骑步兵与胡骑展开的几场生死之战，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对方，战果辉煌——赵国几乎统一了北方，令胡人不敢南下。

从军事理论上讲，比起华夏人，当时胡人骑兵确实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生活在马背上，他们的谋生工具与战斗武器一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他们省略了华夏人为进行一场战争所必须进行的一切准备工作：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等。在他们具有高度机动性、来去如风的攻击面前，作为农耕民族的华夏人注定要手忙脚乱。

然而，赵武灵王却扭转了这一切。他手下的战将，在疆场上的气场要比胡将足。他们为什么可以蔑视胡人？因为不仅他们具有取长补短的“胡服骑射”，而且还具备了烈烈“雄风”。这种“雄风”由领导人一路传导下来，成为赵军之“军魂”、赵国之“国风”，而后成为汉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胡服骑射”之后，即便是单挑，华夏将官对付胡人也不处下风，他们骑射冲杀样样精通。而且赵武灵王这样的雄主，敢于亲自上阵，骑快马、用神箭，智勇双全，简直就是勇猛有余、智灵不足的胡人的克星。同时，如是君主给与外敌的震撼无以伦比：一个阳刚伟岸领导人统率的民族，谁敢轻易招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