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献民来源：瑞象馆
废除科举对中国官员文化素质的影响相当深远。 1949年后的政治秩序是蒋介石在大陆时从来不曾拥有的。历代君主夺取天下后的第一要事是开科取士，同时抑制军功阶层。因为君王需要人才，而且畏惧权力被军功阶层分割。 毛对中国历史的谙熟，辛亥后的国家领袖中无人出其右，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拒绝回归传统的道路，乃至1949-1977年，中国官员的文化程度跌至近现代历史的最低点。原因是毛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决裂的革命道路。 他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全社会皆没落腐朽，只有革命队伍是新人的判断下，毛只好由军功阶层全面占据政府职位，旧时代留下的全部文化人也要经过改造。 但官僚队伍需不断补充，对此毛的选择对象是劳动模范。有些模范被一直推举到政治局。这一世所罕见的反传统之举，导致此时官僚群体的文化程度跌至谷底。 1978年的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毛时代的政策失败危及党的合法性，朝野上下均期盼回归常态，军功入仕之路已告终结。一个颇为具体的问题必须面对：入仕的资格是什么？ 改开以来 官僚学历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自1995年开始，我国的统计数据趋于细致。这表现在： 其一，学历类别划分更细，特别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专生学历； 其二，学历上有了干部的分层统计，这样，统计中既有全国干部学历的总体情况，也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学历的情况，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全面、具体地了解我国干部的学历。 1999年出版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向社会呈现了上述翔实的统计数字。笔者经过自己的计算，绘制出表，并在其后列出1995-2010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量统计，以期同干部学历构成一种参照关系。它们给笔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2010年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从3.19万增加到38.36万，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641人增至48987人，增长分别达到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研究生学历占10.6%，而2013年中央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占69.3%，是1995年的6.5倍。 这种比法是蹩脚的。前者是绝对数的增长，后者是比例的增长，二者不同质。后者若增长10倍，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学历的比重就超过百分之百了。此一对比只是显示两者的同步增长。其间有着怎样的互动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第18届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大学、大专学历分别占69.3%、22.5%、4.4%，即大专以上学历占96.2%，大学以上学历占91.8%，研究生学历者近七成，基本都是高学历。 第三，51%的第18届中央委员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18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
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前一比例(23.9%)绝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则堪称惊人。清代的"非正途"学历在建国后历经"轻视学历-回归学历"的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复活，且规模远在清代之上。 高学历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吗？ 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环顾各国，认为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但他们在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威的合法性遭遇极大的挑战。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中并行着皇权与科举功名这两种合法性。古代帝王刻意赐予科举功名者极大的荣誉。但他自己不会去博取科场功名，因为他最清楚皇权与官职间的天堑之隔，深谙科举功名无力为最高权力增添合法性。 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国家中最高权力已成动态，政府首脑的任职期限一般也就两届，其权限是组织和指挥内阁。 也就是说，随着权柄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产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但这是本末倒置。事实刚好相反，现代政府合法性的解决，常常导致官员学历资格的放宽。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地位的托举作用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 清王朝统治了268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增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 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48987个，一年的数量是整个清代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学位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更不可思议。 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的弱智，但质疑一位官员的学历成色，却无可厚非。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 官员学历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官场追求高学历为何成风？ 教育在近现代社会中先于大众化发生的是"输出"之途的变迁。 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做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 大致来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让大学毕业生在实干中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负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 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负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可是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使得人们往往认为，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入门标准的升高，足以造成官场崇尚高学历之风。 促使官场追求高学历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在职官员对学历的追求，读"在职研究生"是他们与学校的共谋行为。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学历成了晋升筹码，将学历的作用发挥到荒诞的地步。 入仕后的实际工作表现，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进入官场的充要条件，但此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都能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进士又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前文说过，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的，衙门运作离不开官员、师爷、胥吏。公正但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精通业务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 在今天的官场中，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全日制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是16-30岁。过了这时段，学习效果与时俱下。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 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善于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素质绝非校园书斋所能育成，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 故一个官员的最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一路晋升上去。若一直读完博士才从政，意味着很晚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结语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学历注水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会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 入门标准与晋升规则是官员追求高学历的成因。要遏制此风，除了大学要严格管理学历发放，重点是官场要改换晋升规则。 笔者曾听到一位中级官员感言：我真不想混这个在职学位，是领导要求啊！改革晋升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一味追求高学历的风气将迅速扭转。 笔者深感当今中国教育的一大病因是"学历竞赛"，而抑制病因的关键在于用人方式。当今众多学子都想当公务员，目光瞄着官场。如果官场进入资格与晋升尺度改变，轻高级学历，重基层履历，必将改变他们的求学方式与就读年期。 如果从官场到公司，招聘人才时都不再迷信学历，对"学历竞赛"将是釜底抽薪。这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共赢，何乐而不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