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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宋玉萌、韩瑜庆、蔡馨逸、王靖、夏鹏 “女孩痛斥号贩子”视频 近日，一段“女孩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视频里，一女士在医院大厅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费炒到4500元，称医院人员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有挂到号。随后，当事医院发声称，此次事件无保安参与倒号的行为及证据。 26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广安门医院以及北京市另外两家著名三甲医院亲身体验。 高压下，号贩子依然存在 记者26日在广安门医院看到，发生“女孩痛斥号贩子”事件后，医院加大了对号贩子的驱散力度，但即使在高压状态，记者依然在广安门医院“偶遇”了号贩子。 一位40多岁的男性号贩子向记者介绍，买一般专家的号收300元至500元的“服务费”；买知名专家的号，如擅长诊疗中晚期肿瘤的一位医生，服务费收2500元。记者从贴在医院墙上的价目表看到，这位医生的特需门诊挂号费为500元。 靠正常排队就挂不到这位医生的号吗？窗口前的医务人员告诉记者：挂不到。医务人员称，这位孙医生年龄大了，只给看过病的老病人看病，不再给新病人挂号。这位号贩子说：“我到时给你一个诊疗本，上面有这位医生的章和签名（证明你是旧病人），你直接去窗口交完费后就能找这位医生看病了。” 记者随后向该医院的一位医生私下打听，找这样的号贩子买号靠谱吗？医生表示，“其实应该没问题”。 在被问及医院是否对号贩子进行严厉打击时，医院警务工作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打击号贩子的工作现在很难做，跑到医院“卖号”的人很多都是号贩子雇来揽客的，真正的号贩子在幕后操作。这些人一看到警察就逃跑，没跑的带回去却死不承认自己卖号。 “北京三甲医院的专家号都能买到” “专家号、专家号要不……”26日上午，在位于北京崇文门附近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外，号贩子在路边向往来行人询问。 在北京同仁医院西区大楼门口，记者通过一位招揽旅店住宿生意的中年男子介绍，要想挂到同仁医院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眼科专家某主任的门诊号，除了320元的初诊挂号费外，再给号贩子2000元就能买到，而且患者病历上要写明“肿瘤”才行。 当记者表明需要其他眼科专家的挂号，要与号贩子面谈时，中年男子直接带记者在医院的挂号大厅找到一位40多岁姓张的女号贩子。“挂号不点名，随机分，都是专家，有400元和500元两种，400元是副主任，500元是主任。”女号贩子一口气说到。“先交200元的办卡费，把名字、身份证号发给我，哪天来，打我电话就行了，后天就有专家。”女号贩子说。 “北京的三甲医院都能买，阜外医院的还可以挑大夫。”女号贩子进一步说。另一个号贩子直接向记者表示，向他买号更加方便：“下午1点，不用排队，进去就看。” 安保人员能提供号贩子的联系方式 26日上午十点左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挂号大厅，显示屏显示专家号大多“已满”或“停诊”。记者向门口的一位安保人员咨询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迅速拿到专家号，该人员说：“我给你一个联系方式，挂号找他就行了。”“找他挂一个专家号500元。” 随后，记者又找到一个执勤的安保人员，他告诉记者，普通号随便挂，但专家号得提前预约，现在根本挂不到，让我们留下联系方式，并表示稍后会有人联系我们。最后还嘱咐了一句：“我可什么都没有说，你们不要外传。”当记者询问医院为什么不对号贩子加以管理时，他表示：“号贩子是按照正常渠道挂的号，我们也管不着。” 时至中午，执勤人员介绍的号贩子打来电话，声称：“想要谁的号，只要医生出诊就可以搞到。”记者指定了一位儿科神经内科专家周五上午的特需号，该号贩子说只要有孩子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再给他300元，今天就能挂上号。当记者问到手中大量号源从何而来时，号贩子说：“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怎么能告诉你。”经过再三追问，号贩子终于吐口：“你们挂不到是因为不知道放号的程序，医院有些专家号提前三个月就能挂。” 记者在医院官网证实，电话、网络、窗口及诊间预约周期为3个月。至于怎么避开实名制预约的规定，让提前预约的票转到买家名下，号贩子闭口不答。 究竟谁在给医院的“号贩子”撑腰刘晶瑶 作为普通民众的情绪发泄，自然可以痛斥“号贩子”上面有人，过过嘴瘾。可如果真要言之凿凿地指责医院，就必须拿出掷地有声的证据。 不妨以“号贩子”拿号的路径作为切入点，看看其牟取暴利的缺口在哪儿？当下，“号贩子”拿号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网上囤号。因为多数医院的网络挂号平台并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系统联网，实名制成了“伪实名”。一些“黄牛”利用已有身份证件甚至编造虚假身份信息，先将线上号源“秒杀”囤积，找到买家后取消原有预约，再立刻用患者真实姓名补占。 其二，倒卖占位。不少“号贩子”在医院专职蹲点，常年占据排队挂号的“队首”位置，甚至暴力干扰患者正常挂号。 其三，获取医院内部号源。就此而言，前两者并不需要有医院的关系。而多数号源正是通过前两种途径，倒卖出去的。 既然“号贩子”牟取暴利的过程，并不必然需要医院的参与。那打击不力，总可以归咎于医院吧？有过通宵排队挂号经历的患者都知道，队首站着的都是“号贩子”的小板凳，排队的“患者”也看上去凶神恶煞、气势汹汹。寄希望于并无执法权的医院保安或者挂号室的工作人员，恢复正常的挂号秩序，显然并不现实。 就连公安机关拿“号贩子”都无能为力，因为法律规定的缺位，造成了“号贩子”钻了“无法可管”的漏洞。当前我国刑法仅对倒卖车票、船票的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但对于倒卖医疗号源的号贩子没有针对性规定。北京月坛派出所民警曾向媒体吐露执法中的无奈：根据现行法律，抓住了这些号贩子只能治安拘留五天；罚款金额太低，基本都在一百元以内；罚了就不能拘，拘了就不能罚，因此总不能对号贩子形成致命打击。 由此来看，真正给“号贩子”撑腰的，一则是挂号流程上存在的技术性漏洞，二则是惩处方式上的法律漏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国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分级诊疗制度尚未普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医院成了“全国看病中心”，无论病情轻重，患者都迷信到“大医院”就诊，过度医疗也造成了大医院“一号难求”的现状，变异成滋生“号贩子”的土壤。 个别医院内部确实存在人情诊疗的现象，但因此把“号贩子”的猖獗全部归因于医院并不客观。要想彻底打掉“号贩子”的饭碗，还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逐一入手，各个击破。堵住技术漏洞，让实名制就医“名副其实”；及时修法，让倒卖医院号源者入刑，增强法律威慑力；推广分级诊疗制度，均衡优质医疗资源，让更多的患者无须千里奔赴“北上广深”才能就医。
本期编辑：胡洪江、石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