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骥才

来源：《一百个人的十年》  

口述者：1969年 17岁 男 H省菜农场某团某连副连长

我今年三十四岁。“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结束时二十四岁。您多半会想，我不像有些入那样，“文革”一完，巳经满脑袋白发；也不像有的人虽然刚过半百，一生最好的时光却全搭进去啦。我还蛮不错，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岁，我也会认为，这十年就是我的一辈子。

我总想，为什么下乡这段在我或者我们这代人身上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呢？它不是单纯的劳动，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上，在上山下乡独特的运动中，我们的命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关系。虽然我们每个经受是完全不同的波折遭遇，可是我们每个人也都能代表这一代的成长经历。可以这样说吧？不过分吧？这也是我的体会。

（口述者那时在黑龙江当知青。）

要命没想到我会碰上这事——我妹妹叫人强奸了。

有生以来，这是我最大的打击。这事至今我母亲也不知道。我妹夫……反正您写这事儿时尽量避着点。千万别叫他们猜出来。我母亲现在知道了也够她呛的。这也是压在我个人心里最大的隐秘了。

1970年冬天吧。连里头开始轮流回去探亲。我没动，我得管着全连生产生活一大堆事呢；我是干部，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也得严一些，让着别人先回。

正这时我爸爸突然来了封信。我妹妹是69年下乡的，她太小，为了离家近点好照顾，去到河北省……甭提什么县、什么公社了。我看过父亲的信真是晴天霹雳，说是我妹妹不久前叫大队一个会计强奸了。

我妹妹当时很积极，被评上过县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我们常互相通信，鼓励。这一下我整个人像给撕了。马上想到妹妹她现在究竟怎样呀，不定有多惨、多可怜哪！

我不愿叫别人知道，也不敢大哭，夜里就在被窝里憋住声偷偷哭。我真怕她轻生啊!咱说实在的，一个女孩子，还不到十六岁。虽然我对男女的事那时也是模模糊糊，半懂不懂，但是呵，我想象得出来，这是把她毁啦。

我决定请个假回家，一个呢是要看看爸爸妈妈；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急着去看我妹妹。我知道，妹妹现在非常需要我啊!

当时我就打定主意，把妹妹办到我这儿来。临走时把这事跟农场革委会负责人讲了，拿信绘他看，这领导挺不错，当场表示同情，说那边只要放我们就给办，调来。我这心还算有个靠头。

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去看妹妹，当然是瞒着我妈去的。我妈身体不行，她知道了非出事不可。

爸爸细讲了我妹妹的情况，怎么回事呢？她自个儿住一间小屋，离大队会计家挺近，那会计三十多，有老婆孩子。第一次夜里闯进去，我妹妹是反抗的，她哪敌得住这样强壮的男人。事后我妹妹没敢声张。我理解，她那么小，孤孤单单，身边没个亲人，哪知道该怎么办呢？

她也有死的念头，又觉得这么死不清不白的，家里人什么都还不知道哪，矛盾极了呀!可过不几天又去了，那会计。第二次之后，我妹妹实在没办法，上公社跟领导讲了。公社通知我爸爸，我爸爸心里也没根，写信告我。

见到妹妹——就是现在说实在的也是很难过，那时更难过，所以我特别劝妹妹千万别轻生，这事也不怨咱。

这时我妹妹住在妇联主任家，正在那躺着，一见我的面就抱头大哭。我妹妹太小了，刚过十五岁呀!我就要去拼命，跟他一个对一个，谁也别活算了。我爸爸死活拉住我。

我跑到公社要求一定要严惩他，公社领导答应了。我把妹妹接到家里，当然跟她说千千万万别叫咱妈知道。我说：“一定把你办走。我回去就给你办，我们领导都答应了。你在家可别胡思乱想，要有嘛事你就对不起我了。”

唉，我这妹妹，才十五，当时那样子，甭提了。过几天，我又去那公社问妹妹的调动手续，再次要求处理那会计。实际到后来根本没动他。在农村，会计掌财权，和大队干部一码事；那些土皇上啊!据我了解到今天也没处理。您说今儿再去找？哎，更没用了！十多年了，换了多少本皇历了！

这次到家，总共呆了十来天，没一天在家闲着，弄辆破自行车，去访我们连队男男女女一百多家。有时找到人家，都上班去没人，再去。我是连队负责人是吧。就是想跟人家里介绍介绍情况，叫他们家里人放心。我们都挺小的，离家那么老远，谁放得下心呢。我妈妈疼我极了，埋怨天天跟儿子见不到面。但是呵，我有责任这么做，特别是见到我妹妹，就联想到别人家里的。

妹妹在家吃不下饭，每天夜里睡觉都大喊大叫；瘦极了，脸也没血色。我妈也看出不太对头，可万万想不到那儿去。我们就好歹哄弄着呗！

后来我把妹妹办到了我那去。满以为她到我身边就踏实了。但是呵，不知怎么慢慢传开好多风言风语。传来传去好像我妹妹有作风问题，呆不下去才办来的。是不是打办调动的人那儿传出来的，说不好。

如果人们知道真情也好，可是传成这样我反倒不能把实情讲明，愈描愈黑嘛。特别是女同志都拿眼角瞅我妹妹，慢慢我妹妹也觉出来了。不能辩解，只能加倍劳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学习都跑在前头，别人割一亩麦子，她割一亩半也评不上先进。一次次入团入不成，女同志们就是不举手，总是隐隐约约认为她是个坏女人，有作风问题才办到这儿来的。

有人还要求组织调查她历史。组织明知道她的情况却不敢讲，怕讲出来我妹妹的脸没处搁。生活中哪有没矛盾的呢?一点小事人家就扔出刺激的话来，"你不干不净什么东西"呀，"什么变的"呀，"脸皮比钢板还厚"呀这类话。

妹妹有时晚上找我，在坑坑洼洼大野地里溜达，总哭。没想到换了环境还会出现这压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泪。离开父母在外，对她我有责任，我再哭不是害了她？

我就鼓励她。对她讲，咱爸十几岁没父母，拉扯着弟弟妹妹吃多少苦，咱大姑姑差点叫人骗进窑子里去。人生当中嘛事都可能出现，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况咱比起好多人还算好的，比那些插队的，强多了，将来同志们随着接触印象慢慢会变。

我一次次做工作，还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渐坚强了。尤其我这人特别认真，讲原则，也常得罪人，我又不是个无懈可击的人。有些人总甩些难听的闲话嘛的。我和妹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特别敏感。对妹妹劳动上从来没有照顾——我总觉得人受点苦没害处——我做一个干部也不能那样做。我要求妹妹比别人多干一点儿。妹妹心里明白，全做了。我挺感激她的，真的。

有些高中女学生慢慢品出我兄妹俩的人品，不再相信外边的传说。她们跟我说，我妹妹经常半夜里大喊大叫，吓得女同学们都醒了。她们虽然什么也不知道，又隐约觉出什么来，对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动照顾。我妹妹这毛病大约延续了两三年。

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干得特别突出，先后都入了党，后来还选拔到机关工作。

那时女孩子到农村去，有这样的遭遇我敢说不是十个八个，而是成千上万。后来，下乡后期，我在农场的组织部门，负责纪律检查和政策落实方面的工作，我接触到大量案卷。发现很多农场干部，他们有权，欺负女知青；处理这些事的简报文件也见多了。十六团的团长枪毙了，他一个人糟践了好几十个女知青。每个农场都不是两个三个，黑龙江有一百多个农场呵。

全国当时下乡知青两千万，女知青得占一半，一千万。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会讲。我不是靠推断。七七年搞复查时，农场一个老干部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什么问题呢？也是奸污女知青被开除党籍。这女知青当事人啊已经到外地上大学去了。组织部门派人去外调，找到那女大学生核对，没想到她根本不承认。实际上按照当时审问记录，处理材料，很多细节那是真实的。她是不愿把这事带到大学去。那老干部大概也抓住了这心理，所以闹翻案。查对无证，我们也就不好办了……所以我敢说是成千上万的。

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这类事也不奇怪。但是，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误，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把那么多知识青年轰到农村去，给那些纵欲的恶棍造成条件，我觉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惨遭遇就能幸免。那些女知青，那时候，我见得多了，甭再提了。

我们这一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我以为上山下乡还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价太大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