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尔之子 Saul Fia 推荐指数：★★★★ 片长：107分钟 与长镜头较多的《索尔之子》一样 本篇文章字多段少 建议有条件的亲们在pad上阅读
纳粹大屠杀题材电影《索尔之子》，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外语片大奖，这个结果当然与犹太人在好莱坞的掌权有很大关系。但从手法和技巧上，《索尔之子》却是一部反好莱坞——或者更具体地讲——反《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 好莱坞与《辛德勒的名单》表现集中营故事的切入点，是生存与希望，《索尔之子》强调的却是死亡与绝望。对本片导演拉斯洛·杰莱斯来说，《辛德勒的名单》虽好，却透露着虚假，因为在集中营里，生存只是个例，死亡才是常态，他也通过自己的电影，原本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观影贴士 由于特殊的艺术技法，影片直接表现暴力与死亡的镜头不多，但画外空间给出的恐怖暗示甚至更让人心惊胆战。推荐给心理承受力较高的成年观众观看。
故事简介 1944年，深夜时分。纳粹德国统治的波兰已沉沉入睡，只有奥斯维辛的天际线上燃烧着红光。照亮夜空的是集中营焚化炉的烈焰，空气中弥漫着死亡味道。一列犹太人正麻木地向毒气室前行，然而一位身穿制服的犹太人却在其间狂乱奔走，试图从队中找出一位拉比，他的目的，是要安葬一位被他认为是自己儿子的男孩。 这位犹太人是影片的男主角索尔，他试图安葬男孩的行为是推动影片前行的动力。为实现这一愿望，索尔在集中营的各个区域中穿梭不停。但熟识索尔的同伴从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儿子，而从索尔的眼神中，我们似乎也看不到源自血脉与亲情的眷恋。那么，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又会把自己的同伴带入怎样的境地？ ●
故事：9分 在拍摄《索尔之子》时，导演拉斯洛·杰莱斯面对的最大挑战，大概是如何让影片显得新鲜一点。毕竟大屠杀暴行虽然怎样反思都不为过，但世上已经有太多部将其作为表现对象的电影了，如果不在形式和角度上有所创新，即便影片思想再深刻，大家也不一定愿意买账。 从最终效果来看，杰莱斯成功地应对了挑战。他为大屠杀故事找到了一个独特切入点：将集中营里的一位“分遣队员”作为主人公。身为俘虏的分遣队员都是年轻力壮的犹太男子，他们被集中营看守筛选出来组成队伍，负责将自己的犹太同胞带入毒气室，为纳粹掠走同胞身上仅剩的财物，然后在纳粹完成极刑后清扫毒气室，并将尸体运往万人坑与焚化炉。 以实际行动而言，他们无疑是纳粹暴行的共犯，但他们并不能因此享受死亡豁免权，他们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照样会被集中营看守踢出队伍，置入通往毒气室的行列；离去队员留下的空缺，则会被更晚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填补。如此身份，让分遣队员同时承担着身为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折磨，他们是集中营中最痛苦也最受鄙视的犹太人，所以即便其中一些人真的幸存到了战后，依旧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
身为分遣队员的索尔，在经受着这种折磨，工作中自带的非人性和屈辱感，让他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活死人。所以当他在毒气室尸堆里看到那个一息尚存的男孩时，他仿佛看到了神迹，即便这个男孩在片刻后就被纳粹军官杀死了。而回应神迹的唯一方式，就是以神所指定的形式安葬男孩，让他的灵魂升入天堂。 为完成这一仪式而做出的, 尝试，是索尔在之后的时间里做的唯一事情，这让他变得偏执，甚至为此妨碍了其他分遣队员谋划的叛乱行动。一位分遣队员不客气地对他说：“你是在让还有机会逃脱的生者为死者偿命！”但他又怎能理解索尔的动机呢？在太多磨难的重压下，索尔已经失去了理性思维，他的行为完全来源于直觉，所以在旁人看来他已经疯了；然而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疯狂世界里对神迹做出回应，却是不想让自己彻底陷入疯狂的索尔唯一能做的事，即便这个所谓的“神迹”，可能只是他的主观臆想。 ●
影像：8分 为了让观众淋漓尽致地体验到集中营世界的地狱氛围，杰莱斯为影片选取了别出心裁的视觉策略：影片由1.37:1画幅拍摄而成，强调着主人公索尔受到局限的狭窄视域；而影片的几乎所有画面，都是对应索尔第一人称视角的浅焦跟拍镜头，这种手法让我们无法逃脱索尔的悲惨境遇，只能与他一起受折磨。 这种颇具实验性与概念性的外在形式，让《索尔之子》获得了巨大胜利，但任何直接表现大屠杀的电影，都会在道德与伦理层面受到人们加倍苛刻的审视。《索尔之子》既因其影像形式而成功，也因其影像形式饱受质疑，因为这种专制化的影像扼杀了观众逃出索尔视角，对事件进行独立思考的空间，也抽空了暴行所处的历史语境。导演用苦难折磨着观众，却无意解释苦难的形成机制。 这样的策略在感官层面很成功，却在理性层面存在一定缺失，难怪《电影手册》会认为影片只是让观众像逛鬼屋一样完成了一次“地狱两日游”，《纽约时报》的影评更是言辞激烈地认为，这部电影是“反智”的。对普通观众来说，单调的手持镜头和主演罗里格内化的表演方式，也容易使他们陷入审美疲劳，无法对影片产生深度共鸣。
但与此同时，知识界与电影界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在力挺《索尔之子》。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犀利地指出，主人公里外不讨好的身份让观众始终无法完全认同他和他的所作所为，但这种无所适从的窘迫感，正是当代观众在重访大屠杀现场时应当获得的感受。曾经拍出著名大屠杀纪录片《浩劫》的法国导演朗兹曼同样对《索尔之子》赞赏有加，虽然他的电影是纳粹大屠杀的理性剖析，但他并不认为所有大屠杀电影都应当是理性的。 不论人们对《索尔之子》是褒是贬，它能在纳粹大屠杀过去七十年后引发热议，将人们的视线引回事件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目的。而我们也希望看到国内出现像杰莱斯一样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影人，创作出与抗战时期大屠杀事件相关的有分量电影，因为一部能够撼动人心的艺术作品要胜过千万次空泛问责，也更能让人们重新见证与铭记历史。
对谈导演拉斯洛·杰莱斯
Q：为什么会选择把“囚犯分遣队员”设定为影片主人公？ A：这个想法是被一本叫《灰烬背后的声音》的书所激发，它是一本分遣队员的回忆录，1944年后就再未公诸于世。从这本书里，我们能了解分遣队员的所思所想，于是我和联合编剧克拉拉·罗耶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调查，写出了剧本。我拍《索尔之子》也是出于个人原因，我的一些亲人是在奥斯维辛遇难的，所以追溯灾难源头的想法，一直在我内心萌生着。
Q：你怎么看待之前的那些集中营电影？ A：剧情片表现那个黑暗时期的方式总让我感到挫败。它们总想把邪恶归结到几个大魔头身上，它们总想创造出一个与当下无关的阴暗世界，而我想做的，则是把那个时代带回当下。举个例子，《辛德勒的名单》是部很好的电影，才华横溢，波澜壮阔，但它的主题是生存。我不想拍摄生存，我想拍摄现实与死亡，因为在集中营里，生存是谎言，是特例。我们在以往的大屠杀电影中看到的要么是纳粹警卫的个人视点，要么是叙事者的全知视点，却很少看到囚犯的个体视点，而这正是我想表现的——狭窄、受阻碍、受挫败的视点。
Q：为什么选择了一种“沉浸式”的影像风格与节奏？ A：我之前与摄影师马提亚斯·厄德利合作过三部短片，我们每次都会针对具体故事，设计出独特的视觉呈现方案。既然《索尔之子》的主角是一个帮助纳粹焚化尸体的人，同时又想埋葬一个被他认为是自己儿子的男孩，我们就首先对影片的视觉风格进行了设置，以对应他在片中经历的不同阶段。
Q：你在拍摄时为自己划定了哪些道德准则？ A：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在画面中表现太多暴力，反而会削弱你想传达的效果。但这部电影不同，如果我们对暴力表现得太少，就是在掩饰当时的恐怖，我们当然不能那么做。于是我们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在画框中表现部分恐怖，来激发观众对恐怖全貌的想象，这种方式也更贴合当时集中营受害者的体验。所以，我们跟随着在焚化炉工作的主人公在集中营里游荡，他看得见那些恐怖景象，却不对它们过多留意，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但通过背景处那些看不清的虚焦景象，观众能猜测到是怎样的恐怖触发主人公踏上安葬男孩的征程。我们知道集中营是一座杀人工厂，我们不直接拍摄恐怖，但跟随主人公的摄影机会掠过死尸，而且我们知道，这座工厂24小时都在运转着。但如果我们在画面里放置了太多血浆和尸体，这部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就会变成具有娱乐性的奇观了，这绝对不是我想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