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至1953年，根据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面开展了镇反运动，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道首。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7年第7期，作者：赵永春，原题为：《谋刺陈毅案的女特务落网记》

　　建国初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密谋刺杀陈毅等上海党的领导人，但阴谋很快败露，涉案人员一一落网，只有一个叫劳有花的女特务漏网而逃。然而，天网恢恢，这女特务终究未逃出人民的法网。

　　蒋介石密令：暗杀陈毅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著名的上海战役，于5月27日解放了整个上海市。根据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

　　毛人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个月时间，分别指派原国民党军统局高级行动特工朱山猿、封企曾潜入上海市执行暗杀任务，均被我公安机关侦悉抓获，处以极刑。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刘全德密赴上海后，前往一潜伏特务处落脚。哪知这个特务在上海解放伊始，公安机关贴出公告让反动人员主动向政府登记以求宽大时，已经向公安机关自首了。刘全德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自然预先也是了解过上海的情况的，向“关系”打听一是为了核实是否起了变化，二是借以判断对方是否“叛变”了。“关系”向他如此这般地提供了情况，这使他认为对方还是可靠的，于是渐渐解除了戒备心理。“关系”借口出去买药立即向当地解放军巡逻小组汇报了情况。就这样，刘全德也落网了。对刘全德交代出的另外两个“关系”，一个名叫雷霜，40岁。公安人员立刻出动，将雷霜缉拿归案。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另一路人马还去抓捕刘全德交待的另一个“关系”劳有花，但是，这次行动却是无功而返……刘全德交待的地址并没有劳有花其人，下落不明没有留下任何材料。

　　不久，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劳有花就在一批漏网敌特分子的名单中。

　　将被逮捕的特务惯匪押上刑场。

　　对被逮捕的特务惯匪执行枪决。

　　神秘女特务为何消失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图为被逮捕的特务惯匪。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劳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那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她上班后不到一星期，就不得不跟老板上了床。但劳有花想想这也好，老板至少可以成为她的一把保护伞，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老板的家人去亲戚家了，老板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照例还是上床。哪知，老板患有心脏病，因为激动过分竟然发作了，在她身上失去了知觉，随后就猝死了。

　　图为公审被逮捕的特务惯匪。

　　老板妻子跟她进行了谈判。先把一沓钞票放在她的面前，然后是命令：给我立刻离开这家厂，自寻出路，永远忘记今晚这一幕！三天后劳有花离开了这家工厂。很快就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她和上司之间仅靠这种方式联络，从未见过面。

　　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劳有花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信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必配合。之后劳有花就开始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登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立即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

　　图为被逮捕的特务惯匪。

　　狡猾的狐狸终于落了网

　　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在一家工厂医务室里找到了工作，不过，这家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人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点医学知识也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她把自已从1937年考取南京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就是她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的那段历史，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已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把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了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呆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已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发生肉体关系之事，已经跟老板的家属有过协议，双方都是守口如瓶。

　　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的那家工厂。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了作用。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还是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