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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侵华战争期间，不但是日本军部疯狂叫嚣侵华，就是日本的广大老百姓，对侵华战争也是踊跃支持，不少日本民众更是为侵华事业献出自己儿子和丈夫的性命、并以此为自豪。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答：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一旦打起仗来，自己的国家一定是正义的，几乎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想的，只要给他们一个“爱国”的名义，那么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回到正题：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民众为什么以侵华为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恐怕几万字的篇幅都不够用。但是，其中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重要原因：在战前乃至战时，日本军部牵头、并以日本媒体为帮凶，屏蔽信息，对广大日本官兵乃至日本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洗脑工作。 问：能否举一些例子？ 答：最典型的例子是爆发在1931年9月18日晚上10：00过后的“柳条湖事件”——当晚，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工兵在沈阳郊区的柳条湖，爆破了当时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一小段。爆破之后，关东军火速集合部队训话，长官欺骗了鬼子兵，说：“暴戾的支那军队爆破了日本依条约取得的南满铁路”——关东军高层以谎言为手段、煽动了士兵的仇恨，并下令鬼子兵攻击东北军的军营——沈阳北大营。 问：也就是说，当晚攻击“北大营”的日本鬼子，他们都被灌输了一个虚假的信息：是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铁路？ 答：是的。实际上是关东军参谋吩咐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在柳条湖的一小段，然后关东军利用谎言，对中下层士兵进行了战前动员、诬称是中国军队干的。所以日本鬼子特别恨，冲进东北军的北大营，见人就杀，凶得很。读者可以参考关宽治、岛田俊彦这两个人所整理的《满洲事变》，这本集子很好，收录了有关该事件的许多第一手史料。 问：关东军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对中下层士兵进行虚假宣传呢？那时候的鬼子兵，本身也是挺讨厌东北军的吧？ 答：事前，张学良在东北排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然了，张学良排日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我们就事论事，张学良在事变爆发之前，的确是有排日的行为，有的还相当激烈——而且就在前一段时间，刚刚发生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排日事件，关东军上下，其实早就已经对东北军咬牙切齿、磨刀霍霍了。但是，为了统一口径、也为了进一步激起士气，关东军参谋还是对中下层将士开展了虚假宣传、并用谎言做了战前动员。当然，这并不是说士兵受骗了，杀人就可以原谅了。这里仅仅是探讨信息封锁和洗脑宣传的问题，不是为谁开脱。 我再举个例子：西安事变的当晚，你知道张学良的部下孙铭九是怎样对士兵开展战前动员的不？同样也是用欺骗手段。当时孙铭九集合士兵讲话，作义愤填膺状，欺骗士兵们：弟兄们，出事儿啦！蒋介石将张副司令（张学良）逮住啦！大家跟我去，活捉蒋介石，营救张副司令！于是士兵的士气就被激起了，一鼓作气涌向华清池，就活捉了蒋介石。事实上在战争中，这种欺骗性的战前动员是普遍存在的，自古当兵的人是很好骗的。这是带兵打仗的重要法宝之一。 问：那么“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呢？这个谎言怎样能一直维持下去？ 答：“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晚，关东军拍了电报到东京参谋本部，也对参谋本部进行了欺骗——电报的内容也是这样说的——“中国军队爆破了南满铁路、向日本挑衅”，更可笑的是——参谋本部也被骗了——接到关东军电报之后，参谋本部的几个头头紧急召开了会议、傻傻地讨论以下这个问题：“这到底是张学良有意挑衅呢？还是张学良部下的兵违抗军纪？”参谋本部的人在事发时，也是摸不着头脑。事件爆发的那个时候，东京也不知情，也以为真的是中国军队爆破了南满铁路。 问：也就是说，关东军在未征得东京总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炸毁了南满铁路一小段，然后栽赃中方，并以此为借口进攻北大营，而且还对日本军部写了假报告，进行了欺骗？ 答：是的。虽然也许读者中有的人会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是关东军的参谋瞒天过海、瞒住了中日双方、私自策划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 问：那么这个谎言维持了多久？日本军部就一直被骗？ 答：不是的。日本军部不久之后，还是知道了真相。 问：那么既然日本军部不久之后知道了真相，为什么不立马下令制止关东军、令其撤军、并将东北土地归还给中国？ 答：两个原因。首先是不想做。其次也做不到。首先日本军部本身对张学良的排日政策心怀不满已久，关东军闹出了这个事，军部其实很开心。其次，军部也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的压力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突然飙升，整个日本民族突然变得很“爱国”，日本民众纷纷高呼扬眉吐气，他们觉得日本人在中国东北被张学良“欺负”了好几年时间了，现在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这是第一方面的压力。第二方面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关东军。“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关东军对东京放出了这样的狠话：如果东京本部不支持我们关东军，那么我们就退出日本军籍，在满洲另立一个新的国家！ 问：日本人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都被日本人炸死了，难道还要求张学良对日本友好？ 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关键还是那四个字：信息封锁。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之后，日本军部封锁了信息，日本民众对“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也是普遍不知情，也是直到战败之后，才普遍知道真相的——这件事告诉我们，信息对称是多么的重要——人们接受片面的信息，往往会形成黑白颠倒的判断。所以我提醒各位：永远要保持清醒，多参考不同意见，多聆听不同声音，多接触各方信息。 问：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以及军部，都被日本民众架到了“民族英雄”的神坛上了，下不来了？ 答：正是。关东军成了日本英雄。这个时候，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军部，都不敢公然对抗日本的强大民意了（其实民意也是他们煽动的），而只能半推半就，尤其是军部，它的态度转变得很快，事变爆发不久之后，军部对关东军的态度从犹豫迅速转向支持。 问：那么当时的日本民众又是怎么想的？他们也认为南满铁路那一小段是由中国军队炸毁的吗？ 答：是的。当时的日本民众也是普遍被欺瞒了——日本的报纸进行了广泛的失实宣传，说“支那军队炸毁日本人经营的铁路”——所以当时的日本民众普遍误认为这是中国军队的挑衅，所以关东军还击是“正义的”、是“英雄”的举动。 问：那么日本媒体又是怎么回事？知道真相的记者难道一个都没有吗？ 答：不是的。事变不久之后，已经有日本记者通过私下渠道，获知了“柳条湖事件”的真相，并开始着手、准备将真相公诸于众。但是，日本军部及时派人召集了日本各大媒体的负责人开会，采用半洗脑、半恐吓的方式、以“爱国”二字为要挟，对日本媒体进行了绑架，或者说“集体招安”，这样一来，整个日本媒体界就达成了口径一致——“柳条湖事件”的真相，不宜在此时对日本民众进行公开——所以，日本底层的广大民众，一直被隐瞒。在这个期间，也有少数媒体人不服从，但是这一批人普遍遭到了迫害，他们的声音，发不出去。 问：媒体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 答：对，当时日本的媒体除了面临军部的压力之外，本身也有问题，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报业销量突然大增，而且媒体人发现：你越是报喜，销量就越高，你一旦报忧，销量就下滑，而且你不敢说日本的坏话，因为你说一句日本的坏话，报纸立马臭名远扬，日本国民说你这个媒体是卖国（非国民）媒体，所以当时的日本媒体就拚命刊登好消息，拚命说日本的好话，同时拚命掩盖真相，拚命删减信息。 问：所以日本媒体对侵华战争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答：是。所以在战后，以《朝日新闻》记者为首的许多媒体人就开始反思自己在战争时期报喜不报忧、充当军国主义帮凶的往事，有的人就很后悔，当然不肯认错的人也大有人在，有自责精神的人是少数。 问：一直被隐瞒到什么时候？ 答：一直隐瞒到战败后的东京审判，当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们纷纷在庭上供出“柳条湖事件”的真相时，对于战后的日本民众而言，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直到那个时候日本民众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问：但是这个重要吗？退一步而言，就算当年柳条湖的那段铁轨是中国军队炸的——我们中国人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炸铁路，关日本人什么事了？日本人能因此派兵过来吗？ 答：当年的日本民众不是这样认为的——当时的他们认为：南满铁路是大清国政府通过《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和北洋政府通过《民四条约》许可日本经营的，而中国的东北军对其进行炸毁（他们当时相信），是“赤裸裸地欺负日本人”的行为。 问：殖民时代的国际秩序与现在的国际秩序不同，我们现在这个国际秩序是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经过各国人们的博弈而形成的。人类的秩序，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当年的殖民者也是“试”了之后，才知道殖民这条路是“错”的，在他们没“试”之前，不知道它“错”。 答：可以这么理解。正如公有制试验。你在没试验之前，人们不知道那样行不通，也是在试了之后，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公有制行不通。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秩序的“试错”过程。 问：关于日本军阀联合日本媒体，欺瞒日本民众这件事，还有没有别的例子？ 答：还有。例子多的是。再例如1932年1月18日在上海爆发的“日僧事件”，这件事也是一起典型的信息封锁事件。 问：能否具体说说？ 答：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武官田中隆吉，密令流氓在上海的大街上对日本侨民进行殴打，当场打死日本和尚一名、打伤三名。事后，日本军部操纵日本媒体，对日本民众进行了虚假宣传，说“支那人残害日侨、打死日本和尚”——日本军队以这个为借口，于1月28日对上海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抗战”，日方称为“第一次上海事变”。 问：日本特工打死日本人、栽赃给中国人，日本民众都信了？ 答：是的。当时都信了。当时那一代的日本民众，接受了许多这样的虚假信息，所以他们才会咬牙切齿地说出诸如“膺惩暴支”这一类的话，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信息，才能理解当年的日本民众为什么会万人空巷欢送乡人出征，也才能理解日本民众为什么为了侵华甘愿贡献儿子和丈夫的生命，当年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欺负他们”。这个在我们看来，完全是颠倒黑白，但当年日本民众还真的就是这样想。历史有许多魔鬼细节，如果忽略这些细节，看问题就会糊涂。 问：“日僧事件”的真相，也是一直瞒到东京审判？ 答：是。“日僧事件”的真相，也是一直瞒到了战后东京审判的时候。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审理田中隆吉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事情水落石出之后，日本民众舆论又是一阵哗然。所以在战后，军人在日本的地位特别特别的低，战后的日本民众，不但瞧不起日本军人，而且是反感，普遍的反感。 问：战前的日本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日本媒体不是民营的吗？军部为什么能够控制媒体？ 答：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民间报业十分发达。但是在日本军人刺杀日本首相犬养毅之后、尤其是到了“二二六兵变”之后，日本政府事实上已经被军方控制了，从此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动机和方向盘，就出了问题，日本后来走上不归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军人夺权的必然结果。曾经几次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的重光葵，在战后写过一本书，叫做《昭和之动乱》，在这本书中，重光葵将日本军阀夺取日本政权、裹挟国家走上战争之路的这个过程，称之为“动乱”，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年日本的国家权力倘若没有被军方夺取的话，日本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疯狂。 问：所以，罪都是日本军阀的罪？日本民众无罪？ 答：我觉得倒也不能这么说。虽然说日本民众确实是受愚弄了，但是我想也并不能因此就说日本民众没有责任。因为“受愚弄”本身就是一种过失。谁让你受愚弄？谁让你迷信日本的媒体？谁让你不换位思考、站到中国人的立场上想一想？人有恻隐之心，但是有时候人的恻隐之心会被一些别的东西掩盖，例如民族主义，例如利益，例如仇恨，例如洗脑。 问：当时的日本民众，恐怕也有“满洲情结”吧？也不仅仅是“受军部愚弄”这么简单吧？ 答：除了受媒体欺骗之外，也受教育的欺骗。当年日本民众普遍存在“满洲情结”，他们受教育所困，一直认为：“满洲”是日本人在1905年赶跑俄国佬、流血打下来的，因此日本人理所当然享有在满洲经营和发展的权利，这个权利包含耕种、开矿、经营铁路、移民等。这个世界上99％的人都是平庸的，日本民族也不例外，当年他们都被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所困、跳不出来，认为日本教科书上说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而且可笑的是，他们从日本媒体上读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是十分危险的，聪明人永远要多几个信息渠道，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过滤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所以你要偏听任何一方，都会死得很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