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让我们先看一组轰动纽约影展的照片：

贫穷、破败充斥眼球，当所有人都在猜测墙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出自哪位名家之手时，镜头突然切到一位小男孩：

“它们的背后是悲伤，这些很难去面对，但我们必须看到，因为这是真相。”

奇怪吗？一个10岁的孩子说出这段话。

男孩阿吉，来自 亚洲最大红灯区--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 ，是这组作品的其中一位摄影师。

谁能想到，镜头下精巧的构图，完美的光感，是出自一群平均年龄不满10岁的红灯区儿童。

他们来自亚洲最大红灯区--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人口贩卖，性交易，童婚，毒品，卖淫是多数人的家族事业。

在索纳加奇流传一句话： “生下来那天就注定你这辈子只能是妓女 。”

堕落和贫穷，是这里的主旋律。

原本只是想要记录索纳加奇民间现状的 摄影师泽娜·布里斯基 ，偶然看到被性贩卖者带走的女孩，决定深入这个危险地带，把阴暗潮湿的角落带到世界镜头前。

“在红灯区拍摄几乎是不可能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是非法的。”

每个人都机警，灵敏，视镜头如瘟疫，避之不及。

“这里完全与社会脱节，走到巷子里会发现是另一个世界。”

01

索纳加奇红灯区大约有 12000名未成年人从事性服务业 。

12岁女孩成为妓院头牌，男孩加入街头帮派，

背后是一个由街头帮派和性贩卖者运营的巨大非法网络。

在这里， 性服务者每天的收入不足2美元(约合人民币12元) 。

“我们的屋子里有一个窗帘，拉上杆，就看不到里面发生的事。” 女孩说。

看不到？不愿看？还是不敢看？

在这里，母亲对孩子们说着最狠毒的话，孩子们用“她是我的母亲”来安慰自己。

女孩的身后就是母亲和客人的交易现场，她努力不让自己回头看，好像这样就侮辱不到她。

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身后就是她的未来。

为了不被父亲卖掉，女孩Kochi想尽办法挣钱贴补家用。

在妓院找到一份差使的工作，从早晨四点开始打扫房间，为女人们洗碗，打扫，如果她们需要，凌晨一点也必须买回咖喱饭。

“那个女人问我，什么时候入行。” 她并不知道该如何逃出早已被设定好的命运。

在她的一生中，永远都不会说“不”。

镜头下充斥着暴力，堕落，肮脏，大人们随意殴打孩子，也许只是因为他妈妈抢了她的客人。

母亲出门交易，最小的孩子被母亲用铁链锁在家里，由8岁的姐姐来照顾。

“我看不到一点希望。” 男孩阿吉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因为他总被妈妈打伤，他想救救自己，也想“救救”妈妈。

直到母亲在一次性交易中被皮条客烧死，现场除了围观人群，没能惊动任何一个警察。

人性的倒退往往预示着制度的衰亡，可童年的消亡又由谁来负责？

“人们必须接受生活的悲伤和痛楚”。

有人历经一生才领悟的道理，从十岁孩子的嘴里脱口而出，

八个孩子的童年被命运按下删除键，一跃成长为大人。

02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尝试。” 导演泽娜说。

泽娜混迹在孩子当中，教他们拿起相机，构图，采光，取景，孩子们惊异于相机里的世界，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性，暴力，毒品以外的事情。

Puja拿着相机走到马路上把镜头对向陌生人，坐在疾驰的自行车后座猛按快门，被路人臭骂也成了最快乐的事。

男孩阿吉天分极高，甚至会有意识地制造前景来丰富自己作品的构图，对镜头里的世界充满好奇。

泽娜带着孩子们去动物园，去看大海，8个孩子，成了她镜头里的主角。

世界，同样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纯真的笑脸，像映照着污秽世界的最大反抗。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能走出妓院。” 泽娜说。

可是，解救孩子，单凭拍照就够吗？

泽娜决定，送他们去上学。

“我在想，如果我可以去很远的地方，比如学校。”女孩Kochi说。

“我担心，我会像他们一样。” 对于未来，心中只剩下恐惧。

妓女的孩子，有资格上学吗？

结果可想而知，艾滋病的隐患，使校方避之不及。

泽娜带着孩子一个个做检查，终于拿到显示结果正常的验血报告，

许多母亲又极力反对： “上学了，谁还来赚钱贴补家用呢？”

“就算上学又如何，一年？两年？”女孩们难逃继承母业的命运。

看起来，教育能引起的反抗力量极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现实的无力感成为契机，泽娜获得了纽约影展的参展机会，孩子们的照片被拍卖、展出，获得了极大的反响，

展览现场，孩子们兴奋地接受记者的采访，还上了报纸、电视。

“我要拍一些照片，告诉他们这个城市的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混乱。” 阿吉说。

他们第一次面对新兴世界的镜头，短暂地逃离“现实”。

世界出版图片基金组织，每年会邀请9位少年参与作品参选，阿吉获得了这次参选机会。

可是，红灯区的孩子不能办护照，泽娜层层申请，终于将阿吉带上去荷兰的飞机。

在去机场的路上对出租车司机说：“请开慢一点，我还没实现我的梦想。”

阿吉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索纳加奇，去实现他的梦想。

03

纪录片一经问世，便轰动世界， 斩获200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大奖 。

有人问，孩子们最后结果如何？

外来者泽娜帮8个孩子打开了一个缺口， 有人挣脱出来，有人没有。

8个孩子中，有一个11岁的女孩结婚了，还有一个14岁的女孩被迫卖淫。

Puja的妈妈从Sabera学校离开了她，从奥斯卡回来后，因为家庭的重担便做了妓女。

Manik的爸爸不许她再去学校。

Gour仍然生活家中，并且希望能去上大学。

Tapasi离家出走后，去了Sabera学校。

Suchitra的姨妈不准她离开妓院。

Kochi选择待在Sabera学校，并且表现优异。

热爱摄影的阿吉，进入了Future Hope学校，听说长大后被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录取，正在尝试做一名导演。

很明显，这个结果观众并不满意， 舆论的争议越来越大。

有人断定摄影师泽娜进入红灯区的最大目的只为猎奇，收集苦难中的众生相再转身成名。

快速判断，快速攻击，成了跳脱于社会法则之外的人类本能，

“发现者必须是解决者，谁割开的伤口，谁便负责缝合。”

那么，伤口是谁割开的呢？答案明显，却不具体，更难以追究。

“负责”两个字就像一把隐形的刀子，击退了世界上正要伸出手的大多数人。

泽娜说：“你不能把你的摄影机当做人类苦难的屏障。”

她深知红灯区不会消失，有人爬出来，有人又陷进去。

复杂的制度，血缘的维系，人的申诉被隐在最后，

有人退在违法红线内保住最后一道求生的屏障，成了回避现实最合理的借口；

有人冲破苦难，追寻梦想；

有人把更多的苦难，留在沉默里。

大声说“不”，有用吗？或许吧。

躲在命运背后的机器看起来那么庞大，

若想要它继续运转，还需投入鲜活的血肉，去充当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