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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回京任军机大臣的路上，专程去山西祁县拜访了一位老者。 老人名叫乔致庸，是乔家大院的主人，也是一名商人。 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得到过乔家的爱国资助。他来到乔家大院，为乔致庸一家写了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履和”二字，意为履中蹈和。此联被雕刻在大院门前。 祁县最气派的建筑，就是乔家人修建的这座封闭式城堡大院。大院坐西朝东，四周临街，砖墙高达十多米，上层有女墙式的垛口，宛如一座军事要塞。 发家不易，守家也难。气势宏伟的乔家大院守护着家门荣耀，在风雨飘摇的两百年间屹立不倒，见证帝国巨富家族化作过眼云烟。
01.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死活不认命，是乔家发家的秘诀。 乔家祖上是穷人，穷到要上街要饭的程度。有段时期，乔家不忘在祭拜先人的报本堂里摆着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提醒子孙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有道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是个不认命的主。 清康熙年间，乔贵发出生于祁县乔家堡，他作为乔家的第一代创业人，最早摆脱贫穷的束缚。 据后人口述，乔贵发年轻时大字不识一个，穷得叮当响。有一次，村里有个本家侄儿娶媳妇，他光着膀子就去厨房帮忙，想让喜事办得更加热闹，人家却瞧不起他，还当众羞辱乔贵发，嫌弃他太寒酸，来不来都一样。 人活一张脸，这件事让乔贵发气得要命，他干脆一走了之，离开了祁县。 当时，有股“走西口”的浪潮，北方各省居民前往长城以北的口外谋生，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的通道。祁县位于太行山北麓，自古四通八达，有一条北京通往川陕的大官道，还有一条经过子洪口穿越太行山的南北古驿道。于是，乔贵发跟随着走西口的移民潮，背井离乡，来到塞外。 乔贵发只身北上，最初也不过是个打工人，在蒙古草原的萨拉齐厅（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给人拉骆驼，还在一家当铺当过小伙计。他省吃俭用，总算攒了点儿本钱，做起磨豆腐的小买卖。 晋商基因，在这个穷苦小贩身上渐渐萌芽。 山西地处内陆，山多地少，促使不少人出外谋生。山西商人因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掌握了财富密码。他们运送粮食物资到边境粮仓，换取专买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并售盐到各地，此后不断兴盛。 清代，晋商达到鼎盛，甚至将贸易触角伸向亚欧各国，成为实力最雄厚的商帮之一。晋商后期主要以府南县为主，即太原府以南的几个县，包括祁县、太谷和平遥等。祁县人走南闯北，很会做生意。
摆豆腐摊的乔贵发原本跟致富八竿子打不着关系，但他颇有生意头脑，存下点钱，找到一个姓秦的山西老乡，一起前往包头创业。 包头也叫“包克图”，蒙语是“有鹿的地方”，属于河套地区，南傍黄河，土肥水美。清朝前期将其划为“黑界地”，不让汉民进入，后来才放开政策，使其成为走西口的商业重镇，但这个新开发区，除了马，什么都缺。 乔、秦二人赶上包头开放的风口，在此开了家草料铺，接待往来商贩，顺带经营食品生意。他们来得早，经营有道，生意越做越红火，别的小商小贩也竞相效仿。 同行对乔贵发的生意看红了眼，不久后，这座边塞小城店铺众多，形成恶性竞争。眼光长远的乔贵发看出这一行没有优势，果断做起了“买树梢”的生意。
险中取利，是乔家发迹的另一秘诀。 所谓“买树梢”，类似于期货交易，意思是，春天树梢上只有绿叶，但到秋天能结多少果子难以确定，如果春天以一个价格买了“树梢”，到秋天果子丰收就大赚，反之则亏大了。 乔贵发用“买树梢”的套路进行粮食交易。 他发现，农民秋冬时把卖粮得到的钱带回家，到春夏之际却往往手头拮据，日子都过不好。乔贵发在春种夏耘、尚未秋收的时候，利用农民的求稳心理，商议先给他们一个稳定的粮价，同时按这个粮价和订购数量付钱，让他们手头宽裕起来，秋后不管市场粮价如何，都按这个价格和数量交割粮食。农民都乐于吃下这个“定心丸”，纷纷与乔贵发合作。 乔贵发善于算计，专门在去年粮价爆跌的时候做买卖，春夏时节就按商定的粮价给钱，到秋天不管实际价格多高，他都能按原先商定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到粮食，并囤积起来，等到缺粮时出售，大赚一笔。 在包头经营多年后，乔贵发取商号“广盛公”，后来改为“复盛公”。随着乔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包头这座小城也日益繁华，于是开始流传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后来，复字号在包头居于领导地位，有19家门店，500多名职工，经营范围包括茶叶、绸缎、药材、典当、皮毛与粮食等，几乎应有尽有。 乔贵发成为小有名气的富商，赚得家族第一桶金后，年近五旬，衣锦还乡，在乔家堡十字路口东北角建起宅院，此为乔家大院的雏形。 穷了大半辈子的乔贵发生前经常训诫子孙：“我本是穷人，受尽别人的歧视；后人切不可为富不仁，欺压穷人。”商道，说到底是人道。走西口的乔贵发不忘本分，辛劳半生，终为乔家崛起打下根基。 02.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此时，乔家已无衣食之忧。 乔贵发的三个儿子乔全德、乔全义、乔全美秉承父训，妥善经营。三兄弟当家期间，乔家拥有约百万两的财产。与之相反的是，当初与乔贵发合伙的秦家子弟挥霍无度，吃喝嫖赌，败光了家业，“复盛公”的股份几乎归乔氏一家所有。 乔家三兄弟开始介入中俄边境恰克图的茶叶生意，打通一条从南到北的茶路。当时南方的茶叶主要分为两路：一条经西口前往新疆、恰克图，一条通过张家口到东北，关系到无数人的生计。 为此，乔家人投资了近10万两白银，在祁县开设“大德诚”、“大德兴”两大茶庄，与山西多家茶商共同保障茶路的畅通。茶商从福建武夷山启程，过鄱阳湖，经长江、汉水，跨越豫西山路，渡黄河，过上党、汾河，越长城，到蒙古腹地，跨越万里茶路，运到恰克图进行贸易。乔家人凭借茶路生意更加兴盛。 老三乔全美以“在中堂”为堂名，在兄弟中最为聪明能干，掌管了乔家的大部分生意。为避免子孙沾染恶习，他制定了“五不准”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 乔全美就是乔致庸的父亲。 将乔家推向顶峰的乔家第三代乔致庸，本来不愿经商，而是以读书为业，直到晚年，他的案上还常摆着儒家的经学典籍。 乔致庸在乔家三堂的子侄中年纪较小，家族同辈的哥哥姐姐大都比他大20来岁，他小名叫“亮儿”，年幼时父母去世，由兄嫂抚养长大。年少时，乔致庸只想考取功名，埋头苦读，还考了个秀才，完全一副书生模样。 谁也想不到，这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年轻人会彻底改变乔家的地位，日后，祁县小城的这一家深宅大院将牵动全国的金融神经。 乔家的生意本来由乔致庸的兄长乔致广继承，但乔致广经营不善，在与竞争对手的商战中被下了圈套，造成乔家陷入经济危机，自己也一病不起。 乔致庸当时正在准备科考，听闻哥哥的噩耗后，不得已临危受命，接手家族重担。他联合与乔家有关联的商户，用对手打压乔家的手段以牙还牙，大获全胜，使乔家转危为安。 人生总是阴差阳错，从此，科举场上少一个学子，山西商界多了一个巨人。乔致庸本欲从政光大门楣，却在家族危机中被迫继承家业，还把乔家打造成近代山西最负盛名的商业家族。
03.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与父祖一样，乔致庸富有远见。 一个多世纪前，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山西。乔家原本擅长经营粮油、丝茶等生意，而乔致庸从平遥的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得到启发，将目光投向了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票号，开办“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并迅速在全国各地20多个城市建起分号，发展为汇通天下的大票号。 所谓票号，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古代商帮开设的金融机构，盛行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又可进行存、放款与代官府解钱粮、存捐税等，有一部分类似于现代银行的职能。随着商业发展，商人异地采购商品数量扩大，需要调动的金银现钱也逐渐增多，票号通过汇兑等业务让经商更加便利，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金融力量。 乔致庸当家期间，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遍设大江南北，信誉卓著，管理严格，存款源源不断涌入。兴盛时期，大德通的股本与存款总额达七八百万两以上，为资本的20多倍，四年即为乔致庸获利20多万两。这两家票号，直到1951年才真正歇业。 乔致庸家族凭借票号之利，一度富可敌国。 据《清稗类钞》统计，乔家的资产有四五百万两，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土地、宅院、店铺等不动产。清朝时，一个县令的年俸也就几十两，加上养廉银也就几百两，可乔家一个大掌柜一年就有1000两白银的收入。 咸同年间，清廷为镇压太平军、捻军需要大量军资，鼓励各地富商捐输助饷，乔家也多次参与捐纳，乔致庸因此得到二品官衔与顶戴花翎的赏赐。1900年，庚子国难时，慈禧、光绪逃离北京，途径祁县，受到乔家人的隆重接待，又得到乔家票号捐银30万两，供两宫西行避难之用。慈禧赏给乔家的九龙灯等珍宝，至今还摆在乔家大院。
乔致庸经商才华过人，一生功成名就，可他教育子孙，做生意首重“信”，其次是“义”，第三才是“利”。 讲求诚信，乔致庸半点都不含糊。 有一次，包头复字号旗下油坊的伙计在胡麻油中掺假，被乔致庸发现了。胡麻油用生性耐寒的胡麻作为原料，是西部、北部寒冷干旱地区常用的食用油，历史悠远，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乔致庸大怒，责问那个造假的伙计，你是想砸了咱们的招牌，砸了大家的饭碗吗？接着，他赶紧命人四处收回卖出的掺假油，全额退款。乔致庸为此道歉，并再次公开表示，乔家的祖训就是讲“信义利”，宁可失了银子，也不能坑害客户。 弃文从商的乔致庸一生亦儒亦商，他将《朱子治家格言》写在乔家的门扇上，一旦家中晚辈犯错，就需跪在地上从头到尾背诵，接受惩戒，不许再犯。晋商各大家族中，以乔家家教最严。 乔致庸告诫子孙勤俭持家，亲拟对联，刻在内宅门上，其中写道：“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这是说，要获取名利，就要靠自己勤奋努力，赚了钱，也要知足惜福。 此外，乔致庸给父亲的“五不准”家规加了一条，不准虐仆。乔家对待佣人十分宽容，不以恶语相向，也不打骂虐待，保证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有尊严，不仅工钱较高，还会发面、肉、柴、煤等日用品，甚至给年老的仆人发赡养费。 乔家请女仆也不请年轻漂亮的姑娘，更看重的是勤劳能干，最好是有经验的中年妇女，不许子孙纳妾，也不许他们沾花惹草。乔致庸活了89岁，娶了6个老婆，都是前妻亡故之后续弦，坚守不纳妾的原则。 在祁县，乔致庸有口皆碑，备受尊敬。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甚至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很多财主都无法自保，乔致庸却出巨资赈济灾民，组织家佣上街施粥，同时让家人“禁肉食，著粗服”，将省下来的钱粮都投入到赈灾救荒之中。在他的带动下，祁县各家富户纷纷效仿，使祁县成为流亡灾民较少的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国家多灾多难，祁县也发生了饥荒。乔致庸再次命家人缩减开支，开仓济粮，给乔家堡的人按人口配发粮食，对外地来的饥民也施舍米粥。 在此后的多次历史事件中，乔家虽然日渐衰败，却未受到太大冲击，一部分原因或许是他们广行善举、善待佣仆，帮助过不少邻里乡亲。后来当地人参加“忆苦思甜”，不对乔家百般责难，反而说了不少好话。 民间的说法，认为乔致庸“命硬”。 到耄耋之年时，乔致庸的六任夫人已全部先他而去，几个儿子也只有代替其掌握家政的三子乔景俨为他送终。但晚年的乔致庸仍然严厉督促子孙读书，为人更为坦荡豪放，其墓表写道，他年迈之时，“霜鬓如戟，饮啖甚豪，酒酣扬声议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寿终正寝。发丧当天，整个乔家堡几乎家家戴孝，仿佛雪后初霁，银装素裹，乔家内外老小在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中送别了这位历经五朝的晋商巨擘。
04.最后的晋中富商乔致庸的生意经，为乔家留下数以千万计的家产，也预示着这个家族此后的坎坷。时代不能为他们的资产提供保障，财富就像盆中的水，随时可能倾覆。 乔家的生意，说到底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上面靠的是官府。 自乔氏发家之后，他们为了获取支持，一直结交官府。同光年间的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家有经济上的交往，而清廷对乔家的态度，是有用则用，无用则弃。 清末，面对庚子赔款等财政难题，朝廷暂时解除了山西票号公款汇兑的禁令，只因当时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暂时无法到达，只好开放民间票号公款汇兑。等到国家危机一过，朝廷再重新禁止。同时，清廷为偿还战争赔款，还多次向山西票号借钱来还。 山西票号依附于清廷飞速发展，到辛亥革命后便在多重危机下迅速崩溃。
1913年，山西各大票号纷纷倒闭，乔家的大德恒、大德通两家票号在时代的狂澜中艰难求生，走向衰落。随着汇兑业务被银行取代，票号存款大幅度减少，退出历史舞台。 政治的风暴也席卷了乔氏族人。此前，乔致庸的长子乔景岱与次子乔景仪都死于非命。 乔景岱继承乔家在包头的胡麻油生意，妄图独霸口外，被生意上的对手举报为“霸盘”，搞恶性垄断，被逮捕下狱。幸得亲戚买通慈禧的心腹太监，才以大赦之名押回原籍，但从此不得干预商务。乔景岱为此染上重病，郁郁而终，乔家景字辈中，也只有他是正七品的低衔，墓碑上不记“景”字。 乔景仪虽然是乔氏一族虚衔最高的子孙之一，与清廷王公督抚来往频繁，但也不得善终。乔景仪在包头主持乔家生意时，得罪了蒙古贵族，结局扑朔迷离。有人说他被刺客暗杀，脑袋被割下，也有人说，他被追杀时骑上快马星夜逃回祁县，从此隐姓埋名，因此卒年记载阙如。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乔致庸晚年最悲痛的记忆。
到乔致庸孙子这一辈，出了一个思想先进的“洋少爷”乔映霞。 乔映霞生在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思想受到各派影响，年少时推崇康梁，后来仰慕孙文，又向往西方文明，信奉基督教，想把家里的钱拿去支持革命党。 辛亥革命后，乔映霞成为乔家大院的掌门人，他率先剪掉辫子，换上西装。在他的大力整顿下，乔家谨遵祖训，也紧跟时代，包头“复”字号的生意一度有复苏之势。乔映霞还被任命为祁县第三区区长，带领家乡百姓禁种鸦片，在铲除烟苗时闹出了人命，可见其人的雷厉风行。 与时俱进的乔映霞偏偏是个情种。乔映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他在天津认识了女大学生刘菊秀，二人感情快速升温，随后成婚。婚后的乔映霞与刘菊秀却因年龄悬殊，性情不合，逐渐产生裂痕，维持了几年的婚姻最终走向破裂。 乔映霞受此事刺激，竟然精神失常，只好退隐，直到1956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
在乔映霞患病之后接手乔家的是乔景俨之子乔映奎。抗日战争中，乔家的当铺、店铺等大都被日伪接收，损失殆尽，没有了富甲一方的气派。为了支援抗日武装，乔映奎暗中将筹集的枪支、子弹送给中国军队。 乔家大院坚固的高墙像乔家祖祖辈辈结实的臂膀，护卫着整个家族。日寇在祁县烧杀抢掠时，幸得当地天主堂的意大利神父在乔家大院门口挂上意大利国旗，才让乔家大院免于遭难。 后来人们传言，意大利神父出手相助，是因为当年乔致庸在义和团运动中保护了7名从太原仓皇出逃的意大利修女，并用大车暗中将她们运到安全的地方。时隔多年后，意大利人不忘恩情，用一面国旗保护了乔家大院。
乔映奎去世后，乔家的百年基业也逐渐画上了句号。抗战胜利后，乔家各商号纷纷复业，却已名存实亡，惨淡经营到1953年，以相对体面的方式宣告终结。在那之后，乔氏族人也迁出了乔家大院，宅院由政府接收。 乔家人走后，乔家大院先后做过医院和粮食仓库，后来还是晋中地委党校。当有人要破坏这座建筑时，看门人原成瑞把大门一关，用十米多高的院墙将一片聒噪拒之门外，数代乔家人修建的大院在历经风雨之后完整地保存下来。 高墙大院至今犹在，青砖石瓦静默无言，乔家百年传奇为晋商风华画下最后的注脚。 参考文献：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称雄商界500年》，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家族人物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程光，盖强：《晋商十大家族》，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 祝勇：《风雨乔家》，《寻根》2001年第06期 武世刚：《乔致庸和乔氏家族》，《山西档案》2006年第03期 武殿琦、马晓燕：《三晋儒商乔致庸》，《文史知识》2006年第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