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几百年的大战，引起了当代军事学术界的关注，对汉匈双方谁是主动进攻方、谁是防守方有过许多争论，大多认为匈奴是主动进攻方。笔者认为：从战争的起因看，匈奴是主动进攻方，但从战争的实践过程和战略意图来看，汉朝是主动进攻方。判断战争谁是主动进攻方，一般是根据战场的位置和双方战略决战时谁是主动进攻方。汉匈几百年的大战，双方主力会战的战场，无论汉胜或败，均发生在匈奴的境内，没有一回是在汉朝境内双方主力展开决战。决战前匈奴的骑兵总是抄掠汉朝边境地区后就退走。从时间上看大都是利用秋高马肥的季节侵袭汉边。从不主动与汉军主力在中原或边境地区决战，而汉朝从汉武帝起至汉和帝时止，征伐匈奴多达几十次，且不分季节，多乘匈奴内乱或自然灾害时发起攻击，使匈奴最终败于汉朝。从战争的全过程和双方主力决战的主要战场环境和地点来看，汉朝应是主动进攻方；从战争方式上，匈奴大都是“盗边”“寇边”，而且一遇汉军主力，即撤回本土，从不敢“占领汉地”，或夺取长城以内的汉朝地界。长城是用于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堡垒，其主要功能是用于防守，可是汉匈之间的真正较量从未在长城或长城以内展开过，这说明匈奴的军事技术不足以攻克城池，那又何敢深入汉地，占领城池！只不过是“盗寇汉边境”而已。可是汉兵则不然，每次汉军主力骑兵攻击匈奴，都深入其境内至少几百公里，有的甚至长达5000余里，总体上看，汉军在该时期应是主动进攻方。汉匈战争数百年：汉军借军事优势屡发动战略进攻

从军事力量上来看，“匈奴之众，不抵汉之一郡”，汉朝可动员的参战士兵是匈奴的数倍；从双方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来讲，各有所长。正如晁错所言：“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出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疏与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由此可见，匈奴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不如西汉，匈奴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更比不上西汉。到了东汉，匈奴的军队更是不堪一击；耿夔、任尚、赵博等仅率800精骑在金微山一战，就大破北匈奴。此役，汉军出塞5000余里，“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富”。可见匈奴的军队在汉军频频的战略进攻中，军心大乱、士气萎靡，毫无招架之功，发动战略进攻更无从谈起。

从战争的目的和结果看，汉朝是主动进攻方。汉匈大战，匈奴几被征服又数次叛离，匈奴最强大时莫过冒顿，但冒顿对汉朝的进攻并不是想使汉朝臣服，或推翻汉朝，只是掠夺财富和人口。对匈奴来讲，视战斗习以为常，只要生存就要战斗，要么同野兽搏斗，要么同其他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要么抢掠中原农耕民族财富。匈奴的骑兵四处抄掠并不限于中原，对东胡的鲜卑、乌桓，西边的月氏等26国都不断侵扰，这些国家很多都向匈奴纳贡称臣，况且这些国家资源有限，对这些游牧民族的袭扰，远不如对中原王朝定居的民族袭扰容易，这样匈奴自然将抄掠的首选对象指向汉朝。秦至魏晋时期匈奴的习俗基本上未改变，军事思想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其战争观仍然是“以利为战”。两汉时，只要“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只不过“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到了东汉，“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谴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谴，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可见，匈奴有时只要为了能得到利益，不惜出卖盟友，然而当赏赐不及时或没得到时就会实施武力抢掠。因此，匈奴的军事思想决定了他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只能充当挑起战争的主动方。

与匈奴不同，汉军对匈奴的作战目的是要使匈奴彻底臣服，像南方少数民族那样称臣纳贡。刘邦第一次与匈奴作战动用32万大军，其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中原同匈奴决战的兵力，其志在于彻底征服匈奴。汉军征伐匈奴，多次苦于匈奴不敢应战，使数次征战无功而返。汉史郭吉曾羞辱匈奴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徙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

在汉武帝18万精骑的威吓下，匈奴王庭不得不“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所以汉匈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匈奴“寇边”的进攻引起，战争的结束是由汉军的主动讨伐进攻，将匈奴彻底征服而止。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匈奴的骑兵战斗力强，与之相战时只有骑兵数量占优势才能取胜，汉军与匈奴作战取胜的原因皆因骑兵数量多所致。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汉军在汉武帝前对匈奴取守势，并不一定是汉军的战斗力不如匈奴，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困七日，并不一定是因匈奴强大，而是由于以下几点：

（1）刘邦轻敌冒进中了冒顿的计策，被匈奴以强示弱的表象所迷惑，孤军深入被困于孤城；匈奴是有备而来击汉军于不备。

（2）从客观自然环境上，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利于匈奴。汉军向匈奴进攻时“会冬大寒雨雪，卒者堕指者十二三”，汉军不如匈奴人耐寒，匈奴人的穿着是以畜、兽的皮革为主，休息时“被旃裘”。在寒冷的气候下其身体素质自然比汉军强，而汉军未经交战，士兵已有十之二三的人被冻掉手指，严重影响了汉军的战斗力。

（3）汉军总兵力不过32万，到达白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按照汉军的作战习惯，辎重和重武器一般在后，先头部队一般是轻装疾进，所带辎重、粮秣不多。而冒顿投入的全是精骑达40万之众，两军的局部军事力量对比汉军显然不如匈奴。

（4）汉朝初期的士兵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但其素质并不都是很高，汉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征调，即征调被判处徒刑和有罪的人为兵，最典型的是所谓的“七科谪”。汉初，刘邦为平定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从军”。由于这种“谪发”，士兵是社会的底层甚至是罪徒，必然导致士兵社会地位的降低，战斗力自然下降；而且汉军从未和几乎倾国而出的匈奴骑兵正面交锋。与以往不同，匈奴的骑兵按马色划分地域，队伍严整。汉军的补给不多，又被围了七日，人心有些恐惧，士气自然低落。

白登战役汉军最后赖以保全，并不是由于冒顿的“仁慈”，而是由以下几个原因：

（1）冒顿中了汉军的离间计。汉军谋士陈平在白登城中为刘邦出计，厚赂单于阏氏，匈奴人重财贪利的特点很容易被利用和收买。阏氏向单于陈说利害，并对冒顿说“汉王亦有神”。本来匈奴的军事哲学信奉神鬼崇拜，冒顿一向敬奉鬼神，自然不敢轻易进攻刘邦。

（2）从军事技术上讲匈奴兵不如汉兵。匈奴兵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刘邦多是步兵，利于守城，而且汉兵的先头部队，皆是刘邦的精锐部队，会拼死相搏。

（3）匈奴内部步调不一致。冒顿本来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赵利约好共围刘邦，可是王黄、赵利却没有如期而至，且超过了七天。冒顿自然怀疑韩王信与刘邦有勾结，怕受到内外夹击，所以退兵之心更加迫切。

（4）从客观上，正如阏氏所言：“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匈奴本是为利而战，并不想夺取汉朝城池，即便占领了城池，因其军事技术在守城上不如汉军，迟早会被汉军夺回，坚城对步兵来说是防守的堡垒，可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说，如守坚城等于丧失了自己的优势，会受到合围，以至被善于攻坚的汉军消灭掉。

（5）冒顿对正规的步兵作战缺乏必胜的把握。按理冒顿的骑兵大大超过刘邦的先头部队，可为什么冒顿不利用野战来向刘邦进攻？为什么围刘邦于平城七日而不攻呢？主要是冒顿从来没有和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正面交锋过，过去匈奴头曼单于被蒙恬所率的强秦军队逐出朔方，对匈奴人不能不是一个震慑。刘邦虽遭冒顿的优势骑兵包围，但是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迅速据城而守，等待时机，冒顿原想等韩王信军攻城，匈奴兵做后继，韩王信军不至，匈奴军少了盟友，其攻城之心自灭。

白登（平城）战役后，汉朝输掉的是勇气和士气，匈奴军则得到的是政治上的“和亲”、经济上的“岁奉”。此战之后，匈奴看到了汉朝政权的软弱和军事上的弱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骑射”之长。的确，在野战中、在宽广的草原上，步兵是无法将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围歼的。但是匈奴的骑兵也无法将强大的汉朝军队消灭掉。匈奴与汉朝的和亲，实际上是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政治上相互妥协的产物。

汉武帝后，汉军骑兵虽发展很快，但并不是每次与匈奴作战，汉军都是依仗优势骑兵取得胜利的。事实上，汉军许多次取胜都是在兵力比匈奴少的情况下取得的。如骠骑将军霍去病，御史大夫商丘成、耿夔等都以少击众取得胜利。

当然汉军与匈奴的作战中也有几次重大的失利。汉军失利的原因从汉军内部而言，主要是兵力分散、内部不协调、有些将领无能、对地形不熟悉和汉军的马匹不如匈奴，致使汉军骑兵机动性差。从汉军主观方面讲，汉军每次的失败，内部不团结、不协调是其主要原因。李广利本来就不是帅才，对大漠地理环境又不熟悉，在攻大宛时，其治军无法度已严重暴露出来。李广利攻大宛回军后，“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汉武帝由于宠爱李夫人，却“不录其过”。这样的将领如何能统领大军深入大漠破匈奴。李广利在燕然山与匈奴作战的重大失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军内部自相残杀；先是李广利贪功冒进，引起长史和其他将领的猜忌，准备将其逮捕；后是李广利知道他们的密谋后，立刻“斩长史”。汉军的内讧使军队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苏建、李广、李陵的失败主要原因，也是汉军内部协调不力（如李陵征匈奴时，本应得到路博德的协同，可是路博德却“羞为陵后”，使李陵孤军作战，兵败被俘），缺乏有效及时的联络，以致被数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包围而失败。但三人都尽力而战，杀匈奴之众均超过自己损失的部队，这对汉军来说虽败犹胜。假使三人在与匈奴激战中能得到汉军主力骑兵的接应，取得胜利是毫无问题的。

汉军失利的外部原因，主要是由于匈奴的战斗力有了增强，而且战场环境有利于匈奴。匈奴经过卫青、霍去病的打击，其军事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战争指导思想上以防守为主，实行战略大转移，空出漠南，迁置北海，不再盗寇汉境。在军事技术上开始“习骑射”，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李广利、李陵与之战斗的匈奴军，正是这批经过“习骑射”，休整后的精骑，这些精骑对付李广利以“囚徒扞寇盗”、“恶少年”为主的未经严格训练的士兵自然要胜过一筹。汉军的几次战败与汉军当时所处的不利战场环境有直接关系，同时在军事技术的发挥上，也不如匈奴全面、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