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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耕时节，四川广汉的秀才燕道诚与儿子在自家院子旁引水灌溉，突然挖到一块坚硬的石环，再往下挖，发现一个土坑，里面藏满年代久远的玉石。 燕氏父子自知挖到了宝，惊愕之余，不敢声张，等到夜深人静时才将宝物偷偷运回家。 不久后，父子俩生了一场大病，迷信鬼神的他们以为是自己触怒神明，便想“破钱消灾”，将所藏玉器送给他人，从此不敢继续挖掘，但发现遗址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之后，考古学者来到这里，遗址逐渐显露真容，一扇历史之窗悄然打开。这处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古迹，就是三星堆遗址。 遗址中来自3000多年前的文物，为古蜀历史提供了实据，也进一步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万里长江流过巴山蜀水，孕育了古老的巴蜀文化，这一段江水，被称为“川江”。
01.川江水系长江上游，自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段，接纳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赤水河等十多条支流，因大部分流经原四川省境内（今有683千米江段属重庆市），故称“川江”，古称“蜀江”，流域面积达50万平方千米。 传说中，大禹治水是从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开始。 所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尚书·禹贡》）。蜀地先民从岷江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用来分引岷江洪水。 从地势上看，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天然水系的分布也随之呈“西北—东南”向。
成都平原东南边缘有龙泉山脉阻挡，造成排水困难。上古时代，每当岷江上游山洪爆发，倾泄于成都平原时，就会造成大规模水灾。 相传，大禹治理岷江，正是顺应地势与水系分布，依照龙泉山脉是岷江与沱江的分水岭，使江水向东集中到沱江金堂峡泄走。 距今2200多年的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来到蜀地，为了抗洪灌溉，进一步治理岷江，设计了千古工程都江堰。 经过实地勘测，李冰没有用水坝阻挡洪水，而是修建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等来构成都江堰的渠首工程，实现了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等多种功能互为一体。 从此，岷江自北向南进入四川盆地，在道教名山青城山北面通过都江堰，分为内江和外江。
内江灌溉成都平原，使成都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外江排沙泄洪，与青衣江、大渡河汇合后，在今四川宜宾汇入长江。 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都江堰依然惠及后人，堪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其修筑者李冰被世世代代的蜀地百姓尊为“川主”，建庙纪念。 至今，每到清明，都江堰有放水节的习俗，并以古代少牢之礼祭祀李冰。作家余秋雨说：“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
岷江，发源于四川阿坝的岷山，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在古代一度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此说法直到明清时期才被推翻。 天地之间，岷江与同在北岸的沱江、嘉陵江，以及南岸的乌江，组成川江四大支流。 很多人以为，四川得名于“四川的四条江”。这说法虽然很形象，但不准确。
实际上，“四川”之名起源于宋朝在四川盆地一带设置的“川峡四路”（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分别治今成都、三台、汉中与奉节），但从四川想到江河，可见滔滔川江水常在川人心中澎湃。 长江在宜宾接纳岷江后一路向东，在重庆与嘉陵江不期而遇。 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秦岭，全长1300多千米，是整个长江水系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之一，其与长江交汇而成的渝中半岛，成为重庆自古以来的商贸、金融和交通枢纽。
川江及其支流，受盆地与丘陵地形的制约，忽宽忽窄，曲折蜿蜒。在江面最宽的地方，乌江横穿贵州中部，从南岸汇入长江，两江交汇处即为重庆涪陵。 川江南岸的支流没有北岸多，流程也不如北岸长，但因毗邻云贵高原，大部分具有山区河流的险峻特点。乌江是川江右岸最大的支流，大部分河段位于高山峡谷中，最窄处只有50米，为川黔水运线上的“天险”。 川江干流过重庆江津（因地处长江要津而得名）后，进入平行岭谷地区，随后穿切山岭之中，经过长达200千米的三峡，进入长江中游。
古老的文明依水而生，纵有万般艰险，也有人勇闯恶水险滩。 以前，船只驶过川江，召集勇敢的船工、纤夫，响起粗犷的“川江号子”。 船工手抓竹竿，抵住江中乱石，纤夫肩挑纤绳，脚踏石棱，拉着船奋力前行。在平静的江面上，船工们唱起悠扬动听的“平水号子”，而遇到险滩时，就会唱起气势夺人的“上滩号子”。 循着激昂高亢的川江号子，仿佛可以听见巴山蜀水最古老的回声。
02.古巴蜀文化广汉老燕家发现三星堆遗址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许多考古学者陆续被吸引到这里。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推进，考古专家在广汉鸭子河畔的三星堆1、2号坑中出土了数千件珍贵精美的文物，还发现了具有浓厚蜀地特色的房屋（“木骨泥墙”），在遗址东、西、南三面发现人工叠筑的城墙遗迹。 三星堆遗址极有可能是古蜀国的都邑之一。这为古蜀历史提供了实据，也证明了在长江上游，曾经存在与黄河流域的殷商同时期的青铜文化。 至此，考古学界将这一文明遗迹代表的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当时，三星堆形象奇异的文物，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相信，神秘的青铜纵目面具，是古蜀人对祖先的神化。历史文献中，古蜀国的第一代国王蚕丛，就被描述成一个长着纵目的人。青铜器上的鱼鸟形象，又与文献中古蜀的鱼凫王朝相符合。而高达数米的青铜神树，也代表了古蜀先民人神互通的向往，保留着浓烈的神话色彩。
三星堆遗址开启了人们对川江古文明的探索，古蜀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不再只是传说。 2001年春，在距离广汉三星堆仅40多千米的成都市郊，另一个遗址因新建的建筑工程浮出地面。 这就是，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其出土的黄金面具与太阳神鸟金饰，代表了古蜀文化的另一个阶段。更让人惊喜的是，遗址中，一只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似乎证明，远古的长江已经是文明的通道。
在长江上游的“童年”时期，古蜀文化并不孤独，与其交相辉映的还有川东地区的巴文化。 商代的巴方是一个活跃的方国，据记载，巴人参加过商末的武王伐纣，后来从汉水中游南迁至长江三峡与四川盆地。 巴国先后在江州（今重庆）、平都（今重庆丰都）、阆中（今四川阆中）等地建都，与蜀、秦、楚等诸侯国多有恩怨。 历史上的巴人以作战勇猛著称，歌舞也是一绝。当时临近巴国的楚国郢都有巴人的聚居区，叫作“下里”。巴人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其歌舞也为楚人所喜爱，每当下里巴人唱歌，就会引来郢都数千人合唱。“下里巴人”也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代名词。
公元前316年，秦军南下，吞并巴、蜀。 强大的秦国得到物产丰饶的巴蜀之地作为大后方，“得蜀则得楚”，进一步实现统一之路；而巴、蜀等长江上游文化，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交融，进入历代中央王朝统一的的战略框架中。
03.南方丝绸之路历代中央王朝的雄主，大都有吞吐天地之志。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沿着长江开拓西南夷（汉代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也将目光望向遥远的欧亚腹地。 建元年间（前140年—前135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中亚的大夏（今阿富汗地区）看到来自巴蜀的“邛竹杖、蜀布”。 张骞十分惊讶，通过询问得知，这些商品是由身毒（今印度）转运而来。 张骞由此推测，今四川西南方向，必然有一条捷径，可以直达身毒。他回朝后做了汇报，此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派出多路使者，终于确证，巴蜀地区有一条经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等南亚各国和中南半岛，乃至远达地中海、欧洲罗马的商道。 长江上游水系与穿梭于山谷间的陆路，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将贸易网络从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都会，连接到欧亚大陆腹心。
这就是张骞所说的“蜀身毒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丝绸之路以长江为纽带，千百年来助推巴蜀经济、文化发展。 历史上，著名的佛教东渐，不仅通过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也经由南丝绸之路，将四川腹地作为其东传的重要一站。 长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与岷江交汇处的凌云山麓，一座大佛在古城乐山已端坐千年。同一片山水之间，一座山峰在不远处如隐若现，那是蜀地佛教名山——峨眉山。
据说，公元1世纪中叶，一名修行者来到山中，眼见峨眉山幽深寂寥，将其作为理想的修行地，在此修建了长江流域的第一座佛寺。 此后，峨眉山兴建佛寺，最多时多达200余座。 而今，最高的峰顶是天上宫阙般的金殿，因此得名“金顶”。 金顶之上，日出、云海、佛光、圣灯四大奇观闻名天下，高达48米的十方普贤菩萨像，坐观云起云落。
峨眉金顶、乐山大佛，是佛学东渐路上的雄伟象征，而在距离乐山以东数百公里的重庆大足区，数万尊石刻造像，在山间诉说巴蜀匠人的巧夺天工。 南宋时，大足僧人智凤前往川西修行，此后回到大足宝顶山开山造像，几十年间，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 从晚唐到智凤所在的时代，再到此后几百年间，重庆大足石刻，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佛教石刻造像运动。 至此，巴蜀的佛教文化早已超越了宗教意义。
大足石刻融合佛教教义与儒家、道教的学说，将佛与人的故事描绘在石刻造像中。其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由数量多达11组的造像构成连续故事，讲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教育世人要怀感恩之心。 自汉代以来，僧侣、工匠、商贾、文人、武将，在漫长岁月中，经过南方丝绸之路，取道长江，来往于巴山蜀水之间，也使巴蜀文化随着日夜奔腾的长江水渐渐东去。
04.蜀汉雄风当初，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夷的使臣中，有一位四川本地人司马相如。 他到西南后，广交边民，协助设郡置县，对促进中原与西南夷的联系功不可没。 自西汉文翁兴学以来，巴蜀文风长盛不衰。 汉代辞赋家中，四川人占了半壁江山，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都是蜀人。
司马相如早年落魄，曾到临邛（今四川邛崃）投靠友人。当地头号富翁卓王孙有一位才貌双全、精通音乐的女儿卓文君。司马相如对她一见倾心，在家宴上弹奏古琴曲《凤求凰》，向卓文君大胆求爱。 青年寡居的卓文君被司马相如的心意打动，随他私奔。夫妻俩不顾卓王孙反对，到了成都，做起卖酒生意，留下“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故事。 后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在长安流传，汉武帝十分欣赏。汉武帝听说这是司马相如所作，便命人召他进京，委以重任。半生蹉跎的司马相如，总算得以一展抱负。
千古名篇《陋室铭》中的一句“西蜀子云亭”，为另一位出自蜀地的汉赋大家打了广告。 西汉末年的扬雄，是司马相如的粉丝，却有不逊色于同乡偶像的名声。 扬雄是第一位让巴蜀文化走向千家万户的大家。他说话结巴，绣口一吐，却是整个时代，享有“西道孔子”的赞誉，朝中大臣争相读其著作，天下学子都想拜他为师。 相传，扬雄作《太玄》时，梦见一只金凤伏于书稿上，他以为是上天的神启。后世有“扬雄吐凤”的说法，用“吐凤”一词称颂才华出众的人。 扬雄半生苦守穷庐，却心性旷达，作《逐贫赋》，与“贫”对答，说：“贫遂不去，与我游息。”他晚年入仕，卷入政治斗争，从修书的天禄阁跳楼而下，几乎丧命。后人遂用“扬雄投阁”比喻文人无端受牵连，走投无路。 尽管一生郁郁不得志，扬雄隐居的“子云亭”，却成为千百年来读书人不变的向往。四川成都、绵阳等，都留有关于扬雄故宅的遗址。
巴蜀似乎有种特质，其如长江水一般，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也不断从外引进能人志士，既能开放兼容，也可海纳百川，既像世外桃源，也能走向世界。 两汉时期，巴蜀人才辈出，除了文学巨匠司马长卿、扬子云，还有道家学者严君平、天文学家落下闳、道教天师张道陵…… 汉末三国，蜀汉名相诸葛亮沿长江而上，也在巴蜀留下了不朽的功勋。
公元223年，蜀汉皇帝刘备去世，托孤于丞相诸葛亮。 此后，诸葛亮尽心尽力辅佐蜀主刘禅，他注重法治，勤勉谨慎，大小政事都亲自处理，多次北伐曹魏，力图兴复汉室，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 自公元214年入川，诸葛亮治蜀施政长达二十年，不仅在蜀汉开创了一个廉政时代，还以安民为本，发展生产。 除了开发井盐、兴修水利外，诸葛亮看中了蜀锦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大力发展织锦业。
自古以来，蜀锦、蜀绣是川江流域的重要经济来源。秦汉时，蜀锦织造业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因此，成都有“锦官城”之称，环绕城中的河流，也因洗濯蜀锦而得名“锦江”。 到了诸葛亮执政时，他强调“今民贫国富，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将蜀锦作为战略物资，带头养蚕种桑，遂使蜀锦有了后来“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美誉。
234年，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军中，巴蜀百姓始终不忘其忠贞廉洁，为诸葛丞相建庙祭祀，其中以成都武侯祠最为著名，堪称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国遗迹博物馆”。 川江一带，很多地方都可以寻觅到诸葛亮的影子。 成都大慈寺以西，一条古街上的水井，相传为诸葛亮所开凿，故名“诸葛井”；成都老南门大桥，原来叫万里桥，为成都古城内的交通要口，相传为诸葛亮送使者出使东吴时所建；而成都市区西北，还可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200米的土埂，据说为诸葛亮所修的“诸葛堤”残存部分。
历史上，清廉有为的官吏都以诸葛亮为楷模，如东晋大司马陶侃、执法如山的北宋开封知府包拯、忠心护国的明朝大臣于谦、清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以及晚清名臣左宗棠等，都是诸葛亮品格的传承者。 孔明操劳半生，去世后家无余财，可他的精神却顺着川江而下，不断在民族的血脉中流淌。
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以悲壮结局告终，也让世人知晓“蜀道之难”。 先秦时，有“五丁开山”的传说。相传，秦王得知蜀王贪财好色，便凿刻了五头石牛送给他，并在石牛下放置黄金，声称石牛能产金子，又许嫁五个美女入蜀。 蜀王中了秦王的诡计，派五个大力士于崇山峻岭中开凿道路，迎接石牛、美女入蜀，之后又遣五人迎亲。这条拖送石牛的道路，就是蜀道中的“金牛古道”。 然而，五丁到梓潼（今四川绵阳）地界时，见一条大蛇钻入石穴，其中一人擎住蛇尾，拔之不出，于是五人齐心协力，以致山崩地裂，五丁与五位美女全部被压入山中。这也是李白在《蜀道难》中说的故事，“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现实中，蜀道是巴蜀先民历经千百年开山凿路、架设栈道而开辟出的，从四川通往外界的道路，包括通往陕西的金牛道、通往云南的石门道、通往甘肃的阴平道等。 其中，从陕西进入四川的道路最为险要，有陈仓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等雄关险道，跨越秦岭巴山。 三国时期，诸葛亮穷尽一生也没能通过蜀道北定中原，而艰险的蜀道，也使巴蜀犹如世外桃源，成为战乱中的“乌托邦”。
05.扬一益二唐朝时，巴蜀地区政局较为稳定。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从长安仓皇出逃，在马嵬驿之变痛失杨贵妃后，经过两个月的颠沛流离，抵达成都，史称“玄宗幸蜀”。 当皇帝车驾驶入山路崎岖的蜀道时，唐玄宗心情郁郁不乐，他既为天下大势忧虑，也思念死去的杨贵妃。《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入蜀时，回忆起几日前过栈道，霖雨不断，马铃声与山谷回声谐和，清冷悲切，遂自制《雨霖铃》一曲，寄托对杨贵妃的哀思。
后来，安史叛乱逐渐平定，退位为太上皇的唐玄宗经过蜀道，重返长安。寂寞的唐玄宗密令亲信重返马嵬坡，迁葬杨贵妃，亲信几经搜索，找回了贵妃生前佩戴的香囊，回复道：“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巴山蜀水见证了一代帝王失意的晚年，而唐玄宗之所以入蜀，除了看重蜀地封闭安逸的环境，也是因为唐代巴蜀繁荣的经济环境。
“扬一益二”“扬不足侔其（指成都）半”是当时天府之国经济发达的真实写照。 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地生产的各种大宗商品，如丝织品、麻、布、茶、盐、药材等向外输出，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物资也大量输入巴蜀，包括药材、香料、马匹等。巴蜀地区兴起了一些商业城市，如成都、汉州（今四川广汉）、眉州（今四川眉山）、资州（今四川资阳）等。 长江及岷江、嘉陵江等支流组成的水道，为巴蜀商业贸易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条件。来自各地的商贾、文人，通过“岷江—长江”航道，往来于巴蜀与荆吴之间，成就巴蜀文化的新气象。
唐朝，是一个属于诗歌的朝代。 蜀人陈子昂（梓州射洪县人），从当时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出发，到京城长安求仕。他曾自豪地说，自己家乡巴蜀到处都是宝，是国家的宝库，“顺流而下，可以兼济中国”。 进京后的陈子昂善作政论，关心民生疾苦，但很多切中时弊的奏议没能引起朝廷的重视，后来遭人陷害入狱，在忧愤中去世。 陈子昂仕途上不得志，在诗坛上却是初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成为唐诗“继往开来”的中流砥柱。
有唐一代，巴蜀诗人留下无数名篇佳作。在巴蜀成长的诗人，以李白、薛涛最为著名，入蜀客居的诗人，也有杜甫、岑参、刘禹锡、李商隐等大咖。 “诗仙”李白在巴蜀度过了青春岁月。位于四川盆地与龙门山脉之间的江油青莲，是他的故乡。 李白在巴蜀读书求学，寻访道士，后来在诗中如此描绘巴山蜀水的秀丽安逸，“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青年李白仗剑远行，离开巴山蜀水，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山川大地如画卷铺展，太白的诗歌才情也在壮游天下的途中尽情释放，由此开启了他传奇的人生。
唐玄宗入蜀后，李白的粉丝兼好友杜甫，于公元759年实现了人生的转折。他怀着对朝政的失望，辞去华州参军职位，带着一家人流浪到蜀地。 在这里，杜甫得到朋友资助，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起几间草堂，过起粗茶淡饭的生活。 盛唐已成旧梦，滔滔不绝的川江之水安抚了半生飘零、无处安身的杜甫，而杜甫也在他的“草堂岁月”中，继续执笔书写诗史，前后作诗近259首，占现存入蜀诗人所作唐诗的五分之一。 因此，作家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杜甫在巴蜀，写成都的春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他在武侯祠凭吊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写巴蜀的乐舞，“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他还写了城外来往贸易的商船，“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安史之乱后，唐朝日益衰落。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亡蜀地，深居长江腹地的巴蜀再次成为皇帝的避难所。唐僖宗在蜀地躲了整整四年，于885年离川回到长安，至此，大唐王朝深陷覆亡境地。
06.文化鼎盛经过五代十国的乱世后，北宋统一四川。宋代，巴蜀地区因“川峡四路”得名“四川”，经济高度繁荣，不仅发展程度超过唐朝，也是当时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北宋，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四川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由于当时店铺增多，交易额更大，一些有信誉的、财力雄厚的商家发行了“纸币”交子，以代替沉重的金属货币广泛流通。 交子的印制发行收归官府后，进一步得到推行，到南宋时期，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代表性纸币。这一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始于川江流域。
宋代，四川文化界也空前兴盛，宋词、儒学、宗教、绘画、书法、石刻等领域涌现了无数大师，登上古代四川文化史的高峰。 北宋景祐年间（1034年-1038年），被称为“铁面御史”的赵抃入蜀为官。 在先后三次入蜀的经历中，赵抃为官清正，一改蜀中原有的奢靡腐败之风，受到朝野的一致好评，成为后世治蜀的榜样。 因为赵抃入蜀时，随身仅携带一架琴和一只鹤，皇帝便称赞他“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一琴一鹤”从此用来形容为官清廉的士人。
“一琴一鹤”，也成为巴蜀儒士的精神向往。 在两宋的四川官学中，成都府学校最多时有585间房屋，号称“举天下郡国所无有”；四川书院遍地，据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宋代四川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的人数有近四千人，超过唐代，也为元、明所不及，堪称空前绝后。 宋代四川文坛出现“文学之士，彬彬辈出”之盛况，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眉山三苏。
四川眉山，这座位于岷江之畔的古城，位于成都与峨眉山、乐山大佛之间，号称“千载诗书城”，北宋时，为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有九户藏书。三苏父子即生于此地。 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俱属“唐宋八大家”。苏东坡一生悲天悯人有如杜甫，却比诗圣更为豪放洒脱，也许是自幼受川江水的滋养，有了蜀中人士特有的乐天精神。
苏轼年少成名，二十出头时与弟弟进京赶考，高中进士。后来，他远离家乡，入朝为官，却卷入变法的浪潮中，多次为党争所累，大半生都在贬谪。 苏轼“满腹不合时宜”，被贬得越远，却愈发潇洒，“一蓑烟雨任平生”，尤其是在美食的追求上，他自称“老饕”，贬到哪儿，吃到哪儿，于是有了N种以苏东坡命名的菜，如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墨鱼等。 颠沛流离时，苏轼想的是，吃饱饭就够了：“我生亦何须，一饱万想灭。”
眉山流传着许多与苏轼有关的美食，如东坡肘子，相传是苏轼爱妻王弗的妙作（一说为苏轼在江西时发明）。现代菜谱中的东坡肘子，选取猪肘子烹饪而成，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粑而不烂，鲜香溢口，难怪让苏轼念念不忘。 四川菜发展至今，虽然已不是苏轼年少时品尝的味道，但也自成一派，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有道是，“川渝一家亲”。由于巴蜀湿气重，现在的四川、重庆居民习惯吃辣，特别是辣中带麻。除了火遍全国的川渝火锅外，川渝名菜口味多样，而不是单一的麻辣，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钵钵鸡、龙抄手、宜宾燃面、担担面、灯影牛肉、绵阳米粉等。 现代川菜，在我国烹饪界占有重要地位，其取材丰富，菜式多样，清鲜醇浓并重。蓉派（传统川菜，以成都为中心）、渝派（新式川菜，以重庆为首）百花齐放，汲取川江之精华，满足各地食客的胃口。
07.战争烽火巴蜀工商业自古繁荣，而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处于中国西部与长江上游的枢纽地位。 古人误以岷江为长江之源，所谓“江出其腹，其源可以滥觞也”，而在地理上，川江流域背靠青藏高原，北穿秦岭，南面云贵高原，向东则可直下三峡，既是相对封闭的盆地，也是多边联系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重要的战略基地。 自汉代以来，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三国时期的蜀汉、晋代李特建立的成汉、五代十国的前后蜀等，都凭借地利，割据巴蜀，称雄一时。
宋代，巴蜀一带为宋金、宋元战争的前沿阵地。靖康之变后，金兵几次从陕西大举南下攻蜀，幸而有吴玠、吴璘兄弟所率的宋军死守蜀地，才使川陕战局转危为安。直到金朝灭亡，金兵也未能夺取蜀地。 南宋后期，为了抵御蒙古，宋朝任命余玠等大臣在四川布置防线。余玠到任后，结合川江流域的地势，制定以合川钓鱼城（在今重庆合川区）为支柱的守蜀计划。
1251年，蒙哥即位蒙古大汗，意图先取巴蜀、再攻江南，却在此后攻打钓鱼城时折戟，抱憾死于军中，钓鱼城军民不屈抗争，打破了蒙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蒙哥之弟忽必烈即位后，听从投降的宋军将领建议，将南下进攻的重点，从长江上游的四川转移到长江中游的襄阳，从中路找到突破口。 1273年，相持多年的襄阳之战，以蒙元大军胜利告终。此后几年间，元军乘势东进，攻陷临安，南宋灭亡。宋朝被灭后，钓鱼城将士仍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守将张珏被俘自尽。其后，元军攻占四川全境，统一了四川。 宋元战争中，巴蜀战场相持时间长达50余年，在中下游失守前，长江上游防线始终未被攻破。
到了元朝末年，红巾军部将明玉珍割据巴蜀，建立大夏政权，在重庆称帝。大夏政权存在9年后，才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攻灭。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亦在四川占地为王，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后来，清军兵临四川，张献忠在作战时牺牲，其余部在川滇一带坚持抗清，长达19年。 直到清康熙初年，四川最后的抗清力量“夔东十三家”被灭，巴蜀才再度恢复平静。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巴蜀损失惨重，人口锐减，“殷富之区，鞠为茂草”。有人统计，自明末乱世到清朝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四川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清初，川江一带人口凋敝，虎豹横行。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带着七名随从抵达县城，突然蹦出一群老虎，吓得知县和仆人们慌忙逃命，可还是有五人命丧虎口。同一时期，南充知县黄梦卜上书朝廷说，本来招募了500多名移民入川，但在路上有一半的人死于野兽或疾病侵袭。富顺县人烟断绝，不分白天黑夜都有虎豹在户外游荡，见到活人就扑上去。
于是，清朝平定三藩后，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并放宽土地税收的年限，任由先入川的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之间，来自湖广、陕西、广东、福建等地的大批移民，沿水陆路线进入四川，重新开垦荒芜多年的山林田地，兴建水利工程，修筑城墙。 到乾隆时期，四川的土地已经是“开垦殆遍”，在川江水的滋养与各省移民的劳作下，巴蜀重新焕发生机。 由于移民大部分经过长江中游进入巴蜀，以湖广籍人数最多，这一改变四川命运的历史事件，被称为“湖广填四川”。
移民入川，也对今天四川方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今，四川“县县有土音”，甚至一个乡镇内都有不同的土音，这与移民的原籍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川话融合了古四川方言以及湖北、陕西等地移民的原籍方言，遂成为如今“打乡谈”“摆龙门阵”的日常话语。同时，各地戏剧艺术也涌入四川，到晚清时，四川人融合江苏的昆曲、陕西的秦腔、安徽的徽调与四川灯戏等，形成“昆、高、胡、弹、灯”的川剧。
重生后的四川，也秉承了传统的豪气。 清朝时，四川盛行一种民间帮会组织，俗称“袍哥”，取《诗经》中“与子同袍”之义，在其他地区也称为“哥老会”。 袍哥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浑水袍哥多是来自各地的无业游民，而清水袍哥就是在长江码头、烟馆，乃至军政界有职位的哥老会成员。 袍哥曾遍及全省，开山立堂，远近景从，清廷对其屡禁不止。清末，哥老会还在保路运动中出过力。据估算，民国中期，四川城乡成年男子参加袍哥者多达70%以上，解放后该组织才逐渐解散。
四川人在豪爽之外，不忘自古以来的大义。1911年，清朝皇族内阁意图将路权作为抵押，以获得列强贷款，因此以“国有”名义侵吞铁路权，打算再将其出卖给列强。 四川各地民众为保卫路权，掀起了“保路运动”。保路同志会在成都附近与清军交火，并包围了成都，清廷发动军队镇压民变，酿成血案。四川的保路风潮，最终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引起中华革命先”。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入四川，以重庆为“战时首都”。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300万军民出川抗战，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会战、滇缅会战等大小会战，牺牲、受伤、失踪共60余万人，多名川籍将领血洒疆场。川军伤亡人数占全国军人伤亡总数的2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长江上的船承担起运送战略物资和人员后撤的重任。重庆人卢作孚与他创办的“民生”公司，组成船队，成为这次战略大转移的主要力量。 在炮火连天的长江上，中国民族工业的血脉与长期抗战的希望，通过这些不惧艰险的船队，从湖北宜昌一次次运往川江，多艘“民生”船只被炸沉，多名公司职员与士兵、难民等牺牲，史称“宜昌大撤退”。
滚滚长江东逝水，千百年来，川江的中华文脉不曾断绝，激荡的岁月似水东流。 明朝嘉靖年间，“明代三才子”之一的四川人杨慎曾奉命回蜀，祭拜江、河、淮、汉等水神。后来，他因得罪皇帝，被贬云南永昌（今云南保山），多次往来于川江与金沙江之间，半生颠沛流离。 川江之水，成为这位状元才子一生的念想。到了晚年，已经流放云南二十多年的杨慎，盼望着遇赦还乡，几经辗转于川滇边境，却仍受朝臣打压，最终困守云南，化作滇海之游魂。 人生如梦，也许正如杨慎在《临江仙》这首词中所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如今的川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
... 完 ... 参考资料： [晋]常璩 著；任乃强 注解：《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栏目组：《再说长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蔡仲希：《西三角：中国财富新高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黄强：《长江流域的纵横水网》，长江出版社，2015 李育平，周凝豹等：《天险川江今何在：川江航行考》，人民交通出版社，2017 段渝：《四川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信出版社，20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