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广的怀念，是缘于一种对久已失传的血脉的怀念。

李广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将军，他没有靠谋略取得过胜利，但是因为勇敢他从匈奴人那里得到了“飞将军”的美名。与他同时的卫青是成功者，霍去病是成功者，但最让匈奴人胆寒的，相信还是李广。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历史是在对北方民族的恐惧中写成的，最起码在李广出现以前，好象只有我们怕那些人的份儿。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北方是辽阔的草原和沙漠，那里盛产良马和烈酒。我不知道你们骑在马上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人一旦骑到马背上，就特别想踏碎或征服些什么。而我们呢，醉心于用丝绸编织华丽的锦缎，被人逼得急时也做些消极的抵抗，但后来最好的办法还是筑了一道院墙——我不出去，你也别进来。

我们这边也有强盛的时候，比如刚刚一统六国的秦王朝，也有良将雄兵，比如赵国的李牧、秦国的蒙恬，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向着北方进发，去追求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呢？要知道，对匈奴民族，除了征服，别无他途。

李牧确曾使匈奴人不敢靠近，蒙恬也确曾筑起了雄伟的长城，但北方之患始终不能解除，甚至强汉盛唐都要靠和亲来笼络那些马背上的民族。或许这也是一种普遍的命运。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在北方蛮族的铁蹄下分裂，东罗马甚至遭到来自东方异族的屠城。

文明越悠久、越成熟，就越软弱、越容易被击倒——不为别的，因为像李广这样的人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太少太少了。

李广即使是在崇武的汉武帝时代，也落得个终身不封侯、最终自刎死的结局。而在他的敌人那边，匈奴王不准他的士兵伤害这个勇者，而要不惜代价生擒。

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甚至是汉武帝看来，李广勇则勇矣，但那种贴身近战实在是匹夫之勇，而在匈奴人看来，李广就是他们的“射雕者”，是勇气和强大的化身。

这两种不同的看法，造成了李广独特的命运——在自己人这边始终不得意，却在敌人那边获得了无上的美名。

从古自今，中国好象没有过一对一决斗式较量的传统。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当时社会的异类，往往被耻笑。

战国时代的秦军骁勇，虽然灭了六国，在军事史上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

后来项羽的楚军骁勇，作战时能看得友军心跳腿软，但最终也是在这群“心跳腿软”的人的阴谋中倒下。

李广是秦人，或许他的血比周围人的血要浓热。六国之乱他能斩旗破敌勇冠三军，北伐匈奴他的“大黄羽”入石穿云吓破敌胆，但在其他将军看来，他缺少理智和谋略。

李广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完人”，他是有仇必报的。他落魄的时候，因为违反宵禁被一个地方上的小官处理过，他一当上那个地方的太守，立刻就把那个人给办了。

包括他的死，也是因为作战不利，又不愿以百战之身受文吏的责罚，在我们看来，是典型的“义气用事”，根本比不上能受“跨下之辱”的韩信。

然而，李广确是让我们看到了值得我们自豪的血脉，如果这血脉还在，就不会有我们这个民族在盛唐之后一病不起，就不会有历史上那么多的外辱加身。

但是翻遍了历史，我失望地发现，只有一个飞将军。

「历史大学堂」特邀作者 丨 施海青